《礼记》中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音乐的创造诉诸人心之动，“情志”为其根本，“感兴”是其发动。但同时，《礼记》中又说：“乐者，德之华也”，“德音之谓乐”，所以孔夫子才有所谓“乐教”，以音乐敦风化俗。但归根结底，“乐者，乐也”。音乐缘情而发、交感以和，是真正的赏心乐事。生而为人，身处天地逆旅、森然万象之中，即物兴怀，情境交感，音乐的审美体验与万般“情志”得以生发，艺术的生命状态得以开启。

音乐既陶养性灵，激荡情感，又是安顿身心之事业、锻造精神之实践。中国民乐，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本真的生命节律、最精微高妙的审美经验。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音乐生产与传播急剧变革的时代。算法塑造听觉习惯，流量支配审美标准，技术让声音的制造前所未有地便捷，却也让我们对音乐传统的存亡断续、继往开来产生了诸多的思虑。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郑重推介“金钟奖”，不只因为它是中国音乐最高奖，更因为金钟奖所守护的，恰恰是这个时代最弥足珍贵、最不该被稀释、被放弃的东西。金钟奖不只是一个赛事，它是一种专业价值，一种文化精神。在技术可以批量生产声音的时代，我们依然相信音乐的灵魂无法被算法穷尽；在全球文化商品化浪潮中，我们依然相信艺术的心性不会被消费主义湮没。

“金钟奖”涵盖当代艺术创作的全领域，这次的推介活动聚焦中国民乐。昨天的音乐会上，艺术家们演奏的几乎都是近年来的新创曲目。我们传承民乐，不是复古怀旧，而是要让古老乐韵在二十一世纪释放出全新的文化价值，让东方艺术智慧，成为人类文明多元对话中鲜明的中国表达。

关于民乐，我想与诸位分享几次切身的聆听经验。

2003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在香港屯门林行止先生的别院中，我们几位朋友在院子里纳凉，十点多钟，从房间里蓦然传来《二泉》的曲调，那是阿炳本人的演奏，1950年杨荫浏先生用钢丝录音机录制。音质并不算好，但曲调却让我们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丝丝缕缕，萦回缠绕，处处有情，节节回顾，如泣如诉，如怨如慕——我体会到了什么是“哀而不伤”——有着染尽红尘的沧桑，沧桑中又带着温暖，怆然中有一种超越，那是超越一己悲欢的大同情、大悲悯、大愿力。人生逆旅，天涯过客，自己受过无数的苦，却反过来滋润人心；那乐音中有一种平静、不息的力量，沧桑而慈悲，惆怅又通达。

去年又听到赵季平老师创作的《大宅门》，感受到京胡在交响乐波涛中载沉载浮、忽隐忽现，如此细腻，又如此顽强，每次出场都带出不同的情感：或哀愁、或凄切、或寂寥、或苍凉、或惆怅、或悲悯。这件作品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乐音中的历史感是有尺度的，从一个家族到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到一个世纪，沧桑的兴味各有不同。

中国音乐有其独特的“腔”与“韵”，这是五线谱和西洋管弦乐表现不出来的，没有指板的胡琴、泛音丰富的古琴、颤音灵动的笛箫，这些丝竹乐器最能够诠释中国音乐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内涵。新世纪以来，在“金钟奖”的推动下，中国民乐的创演水平，无论表现力、丰富性还是现场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尽管跟经典作品比，有些新创曲目在意蕴和境界方面令人有今不如昔之叹，但无论从丰富性、表现力还是现场感来说，民族器乐的演奏水平可以说是古不如今。观摩了诸位青年音乐家的演出，我想大家都深有体会。前阵子，我在国家大剧院聆听了《卧虎藏龙》二胡协奏曲版本——乡关迢递，别浦萦回，平生羁绊，天涯契阔，辗转逶迤，惟余隐忍与惆怅……。无论谭盾的作曲，还是于红梅的演奏，都非常走心，令人动容。

刚才我从个人角度，列举了中国民乐的三个例子，其中都体验到一种东西——惆怅。惆怅是人类心灵中最为复杂、隐微的情致，这个中文词语几乎无法翻译，不能简单地对应于西语中的Melancholy、Wistful或者Pensive。李白《听蜀僧濬弹琴》写到“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馀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李商隐面对《锦瑟》，写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周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两首诗，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都是由音乐体验而生的不朽篇章，都是一流的音乐评论。无论大小李，还是白乐天，都从音乐中体味到了人类最微妙、最美好、最难以言说的情思，那是一种大时空跨度中极具超越性的感兴与意蕴。

以这样的标准，中国民族音乐的作品量还是太少，高质量的作品更少。从这些年的新创作品中我们发现，音乐动机与情感动机有时不相统一，审美情致、意境有时过于偏离了乐器的传统德性；无论器乐还是声乐，无论作曲还是表演，音乐家们有时还难以超越一些惯习和套路，坦率地说，就是“竞赛体”和“舞台腔”……。刚才有音乐家分享了自己每天12至14小时的艰苦训练，让我很感动，一流的技艺就是这么炼成的。但同时我想强调的是，不只要做一流的演奏家、演绎者，还要成为“一度的”创作者。这一点对民乐来说尤其重要，因为至少目前来看，作曲家们的基础学大部分仍然是西方音乐体系，写作民乐，作曲家们也需要艰难的转换。而没有谁比你更熟悉、更理解手中的乐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操练，它与你可谓血肉相连、声息相通，你与它相依为命，你以之安身立命，那么——你就有责任为它立德、立言。

要推动民乐的高质量创作，我们还需要从根本上对中国音乐和乐器进行深入的文化研究，解读乐器中蕴含着的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无论“金声玉振”，还是“江南丝竹”，都展现出中国礼乐和文人传统的内在价值；中国乐器的德性体现出中国人的情志，哪怕最具民间性的唢呐，也呈现出它的欢天喜地、它的以苦为乐、它的悲喜同源——唢呐的“闹”是热热闹闹的“闹”，也是“闹革命”的“闹”，那立足黄土高坡的向天呐喊，正可以体现中国民间那种不羁、不屈、不息的精神力量。

朋友们，香港不但是伟大的商业城市，还是一座独一无二的文化城市。它是融汇古今、贯通东西的文化实验室，更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枢纽。百余年来，香港音乐界扎根家国文脉、立足国际前沿，从粤曲南音到当代民乐，从殿堂国乐到流行金曲，为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创新与国际传播，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香港有着独特的音乐根脉，最具民间气息的“神功戏”“八音”，近代岭南音乐尤其是粤曲，在这里既有传承，又有革新。早在1828年，香港就印制了木刻板《粤讴》，一百年后又陆续出版《弦歌必读》《琴学新编》《国乐新声》等数种教本，为“粤乐”传承打下基础。香港是一座移民城市，她的音乐可以说是海纳百川。1920年代，俄罗斯钢琴家Harry Ore旅居香港，将《双声恨》《雨打芭蕉》《旱天雷》这些广东小曲改编为钢琴曲。抗战爆发，大量内地音乐人来到香港，这里成为中国音乐传承与创新的核心现场。林声翕先生一曲《白云故乡》传遍大江南北，马思聪先生《第一交响曲》《第二弦乐四重奏》《西藏音诗》堪称传世经典……。

当然，还有红线女。1946年定居香港后，她深耕粤剧、电影双领域，组建剧团、创新唱腔，她将粤曲之柔美、昆曲之婉转、京腔之丽融于一身，又吸纳西洋歌剧的唱作元素，高音处激昂清越，越高越清，低音处千回百转，越低越远。她吐字清晰圆润，善用滑音、顿音、颤音，或热情明快，或自在灵动，或凄切缠绵，或沉着痛快，可谓“始转见性灵，点划为情致”，“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她的艺术实践，让粤曲升华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艺术形式，更成为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为中国传统戏曲音乐的现代化与国际化提供了宝贵范式。

在当代，香港既有中乐团这样的民乐职业化、现代化、国际化标杆，又有香港演艺学院这样东西贯通、跨界融合的现代音乐人才培养重镇，更有流行音乐中一大批深植古典传统的词曲作者，如邓伟雄、黄霑、顾家辉等，他们将唐诗宋词的意境、格律与情感，融入现代旋律，让香港的流行歌曲拥有了沉郁缠绵的韵致、荡气回肠的风骨，令全球几代华人心醉神迷、颠倒不已，成为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

香港，是中国民乐现代转型、跨界融合、走向世界的关键枢纽。一代代香港音乐人，以文化的自觉与艺术的勇气，开拓出民族音乐多元繁荣的崭新格局。上个月，香港指挥家陈以琳就任旧金山交响乐团艺术总监，年初的纽约爱乐新年音乐会上，香港的青年作曲家梁皓一（Elliot Leung）崭露头角，他的《中国厨房狂想曲》非常精彩，赢得全场欢呼。他们都是在香港成长起来的高水平音乐人才。香港以持续百年的文化实验，为中国民族音乐的现代化、国际化与大众化提供了宝贵的香江范式。

身处新时代，文艺创新的核心命题，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此，我向各位同仁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坚守文化本体，筑牢民乐文明底色。深耕中华美学精神与人文内核，守住民乐独有的东方意境与精神品格，坚定民族音乐的文化主体性。

第二，用好香港优势，推动民乐文化创新。充分发挥香港古今交融、东西荟萃的场域特征，鼓励民乐语言革新、题材拓新，打造更多适配新时代、对话全世界的民乐精品。

第三，担当枢纽使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持续发挥香港联通全球的作用，以民乐为媒，传播中华文明理念，让世界在民族雅乐中读懂中国、亲近中国。

朋友们，乐为心声，更是文明之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民乐，不止是一门传统技艺，它是连接古今、沟通中外的文明成果。让我们共同努力，让中国民族音乐在世界艺坛绽放出璀璨的光彩，为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人类社会全面进步贡献艺术的力量！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高世名

（本文为高世名在6月1日中国音乐金钟奖香港推介会上的致辞节选）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音乐家协会2026年6月8日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