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钟与大型民族管弦乐《和鸣》是为纪念曾侯乙编钟出土40周年，由武汉音乐学院倾力打造的大型音乐作品。该作品获2020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目与作品资助项目，于多地公演并受到广泛关注。作曲家团队积极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践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略，以“国之重器”编钟为创作出发点，以荆楚历史文化为背景题材，以古楚礼器为音色线索、以中华传统“和”之思想文化为创作理念，结合艺术性、时代性的创作手法，重塑了新时代荆楚大地上礼乐共鸣的宏大声景。

一、题旨“和鸣”

整部套曲立意于古楚之地的礼乐文化，所包含的六部作品分别以《和鸣》《楚宫夜宴》《桃花流水》《楚腰》《穆商殇》《编钟徊响》为标题，生动再现了钟鼓礼乐、宫廷宴乐、歌舞曼乐、民风美乐、商穆悲乐、征战佾乐的音色图景，共同串联成古代荆楚“钟鼓谐鸣，八方之乐和而鸣之”的叙事性结构。

第一首《和鸣》由龚华华创作。作曲家紧扣主题，首先从纯五度音程动机切入钟磬合乐式音响时空，将整部作品的核心音高材料与音色风格展现出来，将听众带入泱泱楚地之上。之后，钟鼓竽瑟奏出全曲重要的核心材料，即三度音高材料结合节奏化织体，绘制了古楚时期的礼乐之美与文化内蕴的博大精深。第二首《楚宫夜宴》由胡晶莹创作。作曲家在乐谱扉页中这样写道：“楚宫之中、万人尽享，唯有夜宴之时，才有震耳欲聋的钟声、鼓声、乐声，与那窈窕的舞动。”她以多样的音色处理方式，如敲击琴板、扫弦、刮奏，结合意象化的织体形态，诠释了古楚宴飨之上，王侯将相推杯换盏间的曼妙音色。第三首《桃花流水》由姬骅创作。作曲家采用楚地的民间音腔、流动式旋律与织体形态，以及人声念白与哼唱的音色材料，将秀丽壮观的古楚风景和延绵悠长的民风民俗展现出来。第四首《楚腰》由吴霜创作。作曲家在乐谱扉页陈述并呼应标题：“踏歌投足间，轻盈条约、体态婀娜；轻歌曼舞间，温婉大气、裙袖张扬。”他延续了《和鸣》的纯五度音高材料，用多变的速度、丰富的织体，塑造出娇小、童真、古灵精怪之楚女的侉容修态。第五首《穆商殇》由赵曦创作。作品开篇由埙独奏的单音化旋律将肃穆、庄重的情绪渲染了出来。笔者认为，题目中的“商”字具有两层含义：其一，自然是传递出商周王朝更迭之殇；其二，作曲家在作品中大量使用以“商”为中心音构建的主题材料与“调”中心，以此隐喻呼应“商”之题旨。作品整体在悲悯的音响塑造下，表达了对已故战士的悼念与对逝去商文化的哀叹。终曲《编钟徊响》由作曲家徐昌俊教授创作。该作品首先在乐队全奏中引入，之后在四音旋律的循环、推进、壮大中，由全套编钟、中国打击乐器以及宏大的民族管弦乐队奏出音色，歌颂了浩瀚楚地之风范和荆楚人民的博大之胸怀。

二、作乐“和鸣”

整套作品中，作曲家团队着力表现编钟的主导性地位，平衡编钟与民族管弦乐两者的关系，并积极创作符合编钟特性的音乐。他们将古楚八音与当代新音色的音响方式结合起来，将荆楚八乐与具有时代特征的创作手法结合起来，展现了新时代荆楚音乐文化的新风貌。作曲家龚华华教授在作品简介中写道：

作品标题《和鸣》有三重含义：其一，中国古代乐器分为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既各自有特点，亦可和谐共鸣；其二，西周以后，楚国音乐呈现出“钟鼓谐鸣，雅俗共生，八方土风兼收并蓄而自成一体”的风格，故有“八方之乐，和而鸣之”之意；其三，两吉多年前的古乐器编钟与现代大型民族管弦乐队共同奏出和谐之音，可谓“古今和鸣”。[1]

作曲家团队以编钟与民族管弦乐音色诠释古楚八音，以一钟双音、雅乐音列、琴曲素材作为荆楚八乐的表达路径，结合新音色、新技术的当代多元创作技法，赋予作品以荆楚音乐的新时代内涵。

1.古楚八音

整部作品以编钟音色为主导，在梆笛、曲笛、新笛、埙、唢呐、管子、笙等吹管类，柳琴、琵琶、扬琴、阮、古筝等弹拨类，以及高胡、二胡、中胡等弓弦类音色基础上，将大提琴、低音提琴等低音乐器，鸟架鼓、京剧小锣、京剧铙钹、定音鼓、钢片琴、颤音琴、马林巴等打击乐器融入其中，呈现了华丽而庞大的古楚八音和鸣。

表1六部作品的乐队编制

（1）古乐器

作品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曾侯乙编钟的乐制原型与演奏方式。首先，编钟声部由9件钮钟、22件甬钟和9件甬钟组合而成，并且从高音、中音至低音分为上、中、下三层排列。在音色音响的最大规模性呈现时，会由六位演奏者同时击奏编钟。在演奏方式上，以用大槌、软槌以及小槌击奏单音、双音的演奏技术为主，其中，单音长音织体作为楚乐的重要特征，在整部套曲的编钟声部均有呈现。而且，为还原曾侯乙编钟的特征性音响，作曲家也继承使用了“一钟双音”的音高特征与乐律理念，将三度音程作为和声性材料来诠释古楚音乐的厚重与空灵之感。

谱例1：《编钟徊响》开始

如谱例1所示，《编钟徊响》开始呈现传统的音色音响。在大钟低音区击奏的长音织体的铺垫下，小钟以击奏双音形成和声性音色，且以音型化的材料构建音响时空。

除编钟音色之外，在《穆商殇》与《编钟徊响》两部作品中还使用了埙的音色。两位作曲家基于荆楚古乐风格而作，并将悠远古老的风格传递而来。此外，筚篥音色（管子）、由竖琴表现的箜篌音色、圆润醇厚的曲笛音色，以及鸟架鼓、中国大锣、中国大鼓、京剧铙钹、小锣等中国传统打击乐音色也为整个作品增色不少，更为再现古楚时期较为完备的乐制以及八音和鸣的恢宏音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新音色

用新音色创作方法来模仿古楚音乐音响风格是作曲家团队创作的重要理念。他们基于意象性的描绘手法，用当代的新音色音响技术，赋予古今乐器以时代性的风格与色彩。

首先，对于编钟音色音响的塑造，作曲家并不一味地使用单音且长音击奏的材料，而是加入了非常规的音色处理技术。如用一对丁字槌敲击出“侧鼓音”（《编钟徊响》）、“用鼓刷在钟身轮奏，渐强再渐弱”“用拳头敲击、速度自由”“滑奏”（《穆商殇》），“侧鼓音刮奏”（《桃花流水》）等等，用多元的音色音响方式构建了更为丰富的编钟音色音效。

谱例2：《穆商殇》开始部分

谱例2为《穆商殇》如泣如诉的开始部分。由谱例所示，在编钟声部的由高及低“用鼓刷在钟身轮奏，渐强再渐弱”至“用拳头敲击，速度自由”的音色铺垫之上，古筝泛音演奏出主题，同时与埙的独奏形成“对话”。笔者认为，作曲家以如此配器方式，并用“稍自由、泣诉的”速度表情标注，旨意塑造商代悠远而神秘的音乐意境。

此外，作曲家也为民族管弦乐各乐器组设计了非常规的演奏技术，赋予了音乐以当代作曲技术属性。如《楚宫夜宴》部分结束处，在弓弦乐器组的滑奏、古筝自由的刮奏、琵琶的绞弦至噪音、小铙钹的重复奏节奏音型的音响烘托下，高音唢呐用“舌推音”吹奏出具有装饰性的音高材料。再如段，扬琴、琵琶、中阮、大阮声部的敲击琴板与泛音奏法循环交替，用马林巴“硬槌”敲击、中钹“闷击”、“用木棒刮锣面”、“从鼓边震音奏”等，同样是作曲家对新音色技术的用心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器乐音色音响技术之外，作曲家还将人声哼唱（《穆商殇》）与无固定音高的念白（《桃花流水》）融入乐队，塑造了以古乐礼器（编钟、埙、筚篥、箜篌）为音色基调的钟磬共奏、歌乐舞和鸣的音响。如《桃花流水》结构开始处，由“吹管乐手外的所有人”进行“无固定音高念白”（表2：人声I），再至“声音逐渐放出来”（表2：人声II）、“男声加女声一起念白”，最后，女声“鼻音哼鸣”与男声“压低喉头念白”共唱人声段落（表2：人声III），塑造出古楚之地的民风、民俗、民景。可见，作曲家不仅为演奏者创作了起伏跌宕、优美回旋的器乐化旋律，也结合演奏者的吟唱、哼唱音响，再现了古楚悠远的歌乐表演形式。

表2《桃花流水》的三种人声材料

由上述可知，作品中将古楚八音与当代音色组合以呈现荆楚古今风貌，是整部作品的主要音色音响特征。六部作品统一基于编钟与民族管弦乐队的编制，融合了新音色技术，使得古老的乐器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以编钟为主导的音色音响布局（《穆商殇》第1至15小节以编钟“触发”各音色组进入：金土丝匏竹革），不仅体现出作曲家多维构思的理路，也塑造了古代八音结合构建的音色音响空间。

图1《穆商殇》前奏的音色布局

2.荆楚八乐

荆楚地域自古以来拥有丰富的音乐宝藏，流传于长江流域的琴歌琴曲既承载着古楚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代表了楚地人民独特的艺术审美。屈原在《楚辞·九歌·东皇太一》中就用“五音繁会”来说明古楚音乐之繁富。这些音乐素材作为当代作曲家创作的重要内容，为表现当代作品中鲜明的楚乐风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荆楚音乐素材的使用方式来看，《和鸣》的作曲家团队从编钟的“一钟双音”、雅乐的偏音音高以及古楚琴曲音高中提炼材料，并结合当代的新创作技术和新写作手法，展现了楚地音乐的新风貌。

（1）“一钟双音”

作为“中国古代乐器之王”，曾侯乙编钟向学界呈现了先秦时期的钟律理论。该理论中的三度定律法与五度定律法、七声音阶与半音阶以及“一钟双音”的音高特点，赋予了编钟音乐作品以丰富的音响。

《和鸣》的六首作品中，各主题均包含了三度音程。笔者认为，这一方面与编钟“一钟双音”的音高特征有关；另一方面，楚地的古乐中也有大量的三度音程（基于五声调式中的角-徵、羽-宫音高特征），这也是作曲家取材的缘由。

谱例3：《和鸣》的三度音高材料使用

如谱例3所示，第一首《和鸣》中间乐部的音高动机建立在由弓弦乐器拨奏的三度旋律音程基础之上，之后作曲家将其移位、衍展构建成多个结构段落的旋律甚至织体，形成音高材料的统一性。

三度音高材料同样也是其他五部作品的重要素材。《楚宫夜宴》的主题建立在D-F的核心音高动机（m.25）之上。《桃花流水》的开篇则是在弓弦乐器组三度下行的织体铺垫下，由曲笛和梆笛演奏三度上行动机构成的旋律主题。《编钟徊响》的展开部（m.340）是由高音唢呐独奏上行三度：D-#F的动机材料。此外，作曲家们为实现“一钟双音”的音效，将三度音程作为编钟甚至笙、扬琴、弓弦乐器组的和声材料，以实现六部作品之间音高材料的统一。

（2）雅乐音列

商代编钟上印刻着的七声音列，证明了这一礼器不仅仅基于五音，而是建立在七声雅乐音阶基础上的，即宫、商、角、徵、羽五音加入变徵和变宫。这成为作曲家创作的另一重要素材。

《穆商殇》开篇由埙演奏的旋律段落可谓全曲的“亮点”。其特征为：以C宫的变徵音（#F）为中心音构建的单音化旋律。

谱例4：《穆商殇》第4—5小节

如谱例4所示，埙吹奏以#F为中心音的单音旋律主题，结合装饰音材料、节奏化衍变推进以及力度的变换构建出如泣如诉的旋律主题，可谓五声调式的偏音与中心音技术之“和鸣”。

此外，雅乐音列也成为构建旋律的重要音高素材。在《编钟徊响》中，作曲家同样为埙创作了吟唱式的旋律主题，该主题基于七声音列，阐释了悲悯的吟唱音响。

谱例5：《编钟徊响》吟唱式旋律

如谱例5所示，吟唱旋律主题始于E-B二音动机，可视为F雅乐宫调式的变宫音（E）与变徵音（B），其后在离心型旋律中逐渐推进发展，直到终止于变徵。该材料的使用，使得全曲具有鲜明的楚乐音响风格。同时，七声雅乐音列还能够实现旋宫转调，这同样成为作曲家的创作方式。他在多段主题旋律的创作中，基于七声音列材料并作宫音转换，使得作品既保留了五声化的风格，又实现了色彩化的对置。

（3）琴曲素材

古琴曲《离骚》是晚唐陈康士根据屈原同名抒情长诗《离骚》而作，风格古朴苍劲、深沉含蓄。全曲采用了商、羽、宫、角调式的交替，表现了情绪的起伏变化。其中商-羽音高材料作为楚乐的重要材料，在这部作品中有大量的使用。

谱例6：《和鸣》主题与《离骚》主题的音高关联《神奇秘谱》中《离骚》主题

《和鸣》动机

如谱例6所示，《和鸣》开始，曲笛奏响纯五度音高动机，这与琴曲《离骚》的音高动机一样，均建立在商-羽二音材料之上。在材料的衍展过程中，作曲家还以纯五度作为和声音高来实现材料与风格的统一。

谱例7：《和鸣》的纯五度音高材料

如谱例7所示，该片段的旋律和织体均建立在纯五度音高材料上。除常规演奏的纯五度音程（框中音）之外，弹拨乐器组与弓弦乐器组乐器用“左手捂住琴弦，右手扫弦”的方式奏两组纯五度叠置的和弦（圈中音，如G-D-E-A）。这一音响材料如“弱音器”一般，赋予整个段落以朦胧虚幻的色彩。

综上可见，“一钟双音”、雅乐音列、琴曲素材是这部作品的重要材料来源。作曲家将其作为旋律、织体的音高要素，既实现了材料的统一，又塑造了古楚音乐的风格。作曲家基于荆楚题材、古乐器音色的创作理念，同时融入当代作曲技术，诠释新时代的荆韵楚风。除前述的非常规音色处理方式与配器手法之外，核心音高的衍展方式（音程的扩大或缩小）、旋律的对位方法（支声、模仿）、音色的配置技法（同质乐器组中的异质化音色配置、异质乐器组的同质化音色处理）均可见作曲家团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创造性转化的当代转译逻辑，可谓“古曲新唱”！

三、文化“和鸣”

楚王在访问曾国时，从曾侯乙弹奏的“双音”中听出了求和的心愿，于是将编钟赠予曾侯乙，之后曾楚两国交好。可见，楚地自古便具有“海纳百川”之胸怀，更拥有“和”之文化理念。这部作品使得在历史长河中流淌了数千年的编钟音声，在荆楚作曲家的笔尖跃动之时，在朝气蓬勃的演奏家的指尖奏响之时，也证明了新中国文化自强之不断崛起！如作品扉页所述：“编钟，作为中国古代礼乐重器，曾经彰显出‘海纳百川、礼仪天下’的大国风范。而今，随着文化自信的逐步加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重视并研究传统文化。我愿与吾辈国人一起，观古、论今、谋划未来，共同继承、发扬、创新和推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

为编钟与大型民族管弦乐而作的《和鸣》，作为新时代荆楚地域“和”之文化理念的代表，其创作初衷、选材、技术，均体现出荆楚乃至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和”之精神。笔者认为，这部作品所诠释的“和”之文化理念，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其一，以国之礼器编钟为音色主体，将埙、筚篥、中国传统打击乐器融入民族管弦乐队，将古楚八音与现代创作方法结合，实现古今音色的“和鸣”。其二，将古代琴曲等音乐素材与当代创作技术结合，力求实现古今音乐的“和鸣”。其三，作曲家团队继承了楚地优秀传统文化，又积极塑造了新时代荆风楚韵的新风貌，以实现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更可见古今文化之“和鸣”。

结语

通过分析，笔者发现六部作品具有共性的创作手法且构建成完整的叙事化结构，更可见其统一的文化内蕴表达路径。第一，古今对话与文化传承是作曲家团队共同致力践行的理念。他们立意于古楚八音、荆楚八乐之主旨，从古代荆楚音乐到新时代的楚乐风格，从传统的历史文化特征到当代的艺术创作手法，将古今两种元素融合并形成别具一格的音乐语言，也正呼应着作品的标题“和鸣”。可谓作乐“和鸣”，是为楚地之风雅颂也。第二，整套作品看似由六部作品组合拼接而成，实则共同串联成由历史场景（《楚宫夜宴》）、自然意境（《桃花流水》）、地域文化（《楚·腰》）与哲学思辨（《穆商殇》）构建而成的叙事化。第三，这部作品于多地公演并通过媒体平台传播，为中国古代“八音”的跨文化传播起到积极的作用，也为编钟音乐的研究与创作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参照。

2025年4月17日，湖北随州曾侯乙编钟入选第八批《世界记忆（国际）名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套举世闻名的音乐文物不仅作为“世界记忆”而被载入史册，更期待它能够作为中国文化名片焕发出新的活力！

注释：

[1]引自：《和鸣》乐谱扉页。

[2]一钟双音：指敲击编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分别发出不同的乐音。以七声音阶为例，第一件钟的正鼓音为“do”，则侧鼓音为“mi”；第二件钟正鼓音为“re”，侧鼓音为“fa”；第三件“mi”“sol”，第四件“so”“si”，第五件“la”“do”，可见一钟双音的音高以三度音程为主。此外，也有一些为纯四度、纯五度。

参考文献：

[1]黄大同：《曾侯乙编钟钟铭的“五音不全”表象探究》，《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第6页。

[2]李幼平：《论楚乐的分期与演进》，《江汉考古》1991年第1期，第82—90页。

[3]孙晓辉：《论楚国乐律的自成体系及其乐学实践》，《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