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舞动指挥棒的生命历程中，我总会自问：作为艺术工作者，我们应当为这个时代留下怎样的声音？

我曾指挥过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西方交响乐，也深深浸润于民族管弦乐的经典之中。15次执棒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经历、与世界各地乐团合作的时光，让我在领略音乐无国界的同时，也愈发清晰地认识到：唯有根植于自身文脉的艺术，才能真正立得住、行得远。

这份领悟，让我最终选择将心力投向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因为只有这门从中华文明沃土中生长出来的“音乐母语”，才蕴藏着无可替代的独特魅力与勃勃生机。

然而，民族管弦乐的发展历程尚短，其作品积累也远不及西方交响乐作品多。因此，当有人问我：你们乐团为何如此执着于委约新作？我的回答是：艺术的生命力正源于“与时偕行”，如果我们只能重复过去或外来的曲调，终将失去与时代对话的能力。

创作的第一步，是明确“为何而创作”。于我们而言，创作的初衷，就在于用中国的声音记录这个壮阔的时代、回应最广大人民的期盼。故而，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创作和演绎更多承载中国精神、反映时代气象的精品佳作，成为我们遵循的根本方向。

文化自信，是民族管弦乐得以长足发展的根基。它源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深厚积淀，源于脚下这片土地绵延不绝的精神传承。我们的原创作品，正是要深深扎入这方水土，从她所孕育的万千生活中汲取养分。

《江河湖海颂》的诞生，便是这一创作宗旨的生动体现。江苏的水，不仅是地理的馈赠，更是流动的文化血脉。作曲家与主创团队以“水”为核心，赞颂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与文明传承，讴歌了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

为更好地表达作品主旨，实现“尊古而不泥古”的艺术效果，我们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了探索：其一，是对民族音乐母语的继承与转化。作曲家深入汲取评弹的婉转、丝竹的意趣、民歌的情致与昆曲的典雅，将江南音乐精髓创造性转化为现代音乐语言，使其既扎根传统又焕发出时代光彩。其二，是在形式与表达上勇于创新。我们融入昆曲吟诵、器乐协奏与合唱交响等多种艺术形式，将作品从最初的四个乐章，大胆拓展为八个乐章的大型交响套曲，结合扩充声部厚度、强化乐队层次等手段，使音乐意象更为饱满，情感张力得以充分释放。

近40场演出的打磨锤炼，让这部作品日臻完善，江苏千年的水韵，得以在当代舞台之上，汇聚成气象万千的时代交响。

另一个贯穿我创作始终的思考是：用什么样的作品为时代留声？

这追问指向了我们的艺术使命——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这份使命，鞭策我们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交汇中，探索出一条具有前瞻性的发展之路。多年来，乐团秉持“丝竹江南，丝竹交响”的艺术定位，坚持民族管弦乐现代性、交响性、国际性发展路径，并奠定了我们最核心的创作理念：既尊重传统，又用能与当代审美相通、能与世界对话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

乐团原创作品《光明》与《和平之光》生动诠释了这一理念。刘长远和李博两位作曲家娴熟运用当代作曲技法，以高度交响化的音乐语言来表现宏大的时代主题，发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切呼唤。同时，作品的核心特质，始终根植于鲜明的江南韵味与中国气质。那些由弹拨乐、胡琴奏出的至纯至美的乐句，饱含着中国文化特有的深情与哲思，成为作品中最灵动、也最具辨识度的点睛之笔，其美感是不可替代的。

曾有观众在《光明》首演后写道：“这样的音乐传递出的强烈能量，让我心潮澎湃、无比着迷。”——让创作与时代脉搏同频，与人民心声共振，这正是我们的初心与归宿。

八载耕耘，17部原创作品相继诞生。从《烟雨枫桥》《丝竹交响》到《琴动山河》《光明》……我们带着这些作品走过大江南北，更七次将“来自苏州的声音”送往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彰显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当代生命力。一次次演出，一次次打磨，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这些作品不断重塑、沉淀，从“立得住”到“走得远”，最终成为能够“留得下”的时代印记。

这份执着也收获了认可——继获奥地利音乐剧院奖后，去年我们又接连斩获文华音乐奖、金钟作品奖等最高奖项。“硕果”背后，不仅是对乐团过往艺术探索的肯定，更让我们坚信：未来，中国民族管弦乐将在世界民族音乐之林中更加枝繁叶茂，而这根植于中华文明血脉的旋律，也必将在更广阔的天地间，激起更广泛、更深远的共鸣。

用最中国的音乐语言，书写脚下的土地；用世界性的艺术表达，抒发人类共通的情感。为时代、为人民留下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艺术精品——这，就是我们致敬这个时代最真挚的方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苏州民族管弦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

转载自《人民政协报》（2026年03月10日 第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