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如梭，转眼赵老师走了十个年头了。他坎坷、坚强、豁达、创造的一生，会有人与之评述。作为他的弟子，我只想说笛子的事。

1965年底，我二十一岁。面临音乐学院大学毕业。有幸去了杭州和赵老师学习笛子。那几个月，赵老师教了《早晨》、《三五七》、《采茶忙》、《婺江风光》、《二凡》五首独奏曲。虽然时间不长，但我受益匪浅，对我影响深远。

当时，我已有十年的笛子功底。受刘管乐、冯子存等名家亲授，掌握了多种北派风格。赵老师虽属南派，但不同于“丝竹”类。而是从浙江婺剧和昆曲为基础，兼容了北方技巧，确立了自己特点鲜明、独树一帜的赵派风格。这里特别要说的是《早晨》一曲的成功和《三五七》一曲的赵派风格。

《早晨》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中早期。那时赵老师不到三十岁，正青春年华，意气昂扬之时。而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全国人民正在艰苦奋斗的年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早晨》的诞生不言而喻，它的动机是再清楚不过了。

该曲是以昆曲为基础，吸收了大量北方技巧创作的。开始的散板引子，昆曲的基调已改变得明亮而富有朝气，展现了新中国正如初升的太阳冉冉升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一段中的循环呼吸原本是唢呐的特殊技巧。赵老师移植到了笛子上来运用，不仅为笛子增添了新技术，更使笛子的表现力大大丰富。致使后来的笛子作品广泛应用，赵老师功不可没。接下来一段八三拍子跳跃的旋律，融入了鸟鸣，巧妙地渲染了大自然与人类的和谐，特别是结合了垛音这个北派常用、冯子存多用的技巧。赵老师兼容的巧妙精准，也是南北结合的典范。

接下来的中板是全曲的中心旋律。它那优美流畅的旋律，不时穿插的鸟鸣，把人带入一个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江南美景之中。中间还有一个临时移调，经过五次变奏陈述，回味无穷，流连忘返。接下来进入快板乐段。它表现人的向上奋发精神最为强烈，也是发展北派技巧最多的。先是历音。北派刘管乐常用，但在一个八度之内，属一轮历音。而赵老师则创造性地开发出两个八度，成为双轮历音。再有双吐，南派少见的技巧，赵老师根据需要而大量地运用进来。再有花舌也是同样打破常规的大胆使用。这都是创举，南北结合的经典。最后以一句轻吐上行的旋律结尾，寄予了作者的无限希望而结束全曲。

《早晨》是一首结构严谨，构思巧妙，技巧丰富，艺术性高的完美作品。它是笛子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赵老师的《早晨》作于青年时代。但他的艺术底蕴，还是生养抚育他的家乡戏——浙江婺剧音乐。那是他熟悉、热爱的乡音。这一风格的作品有《三五七》、《婺江风光》、《二凡》、《西皮流水》等。其中《三五七》最具代表性。

婺剧是浙江三大剧种之一。流传于本省，唱腔高亢、华丽、委婉而优雅。伴奏乐器主要是笛子和板胡。因此，用笛子展示婺剧音乐那是再恰当不过了。《三五七》出自婺剧乱弹。赵老师把它改编成笛子独奏曲，形成了赵派的基本风格。《三五七》由引子散板和平板快板两大部分组成。它的第一句就是这种风格的基本音调。这段散板自由奔放，高亢恢弘。循环换气的运用更是气势磅礴，是很吃功力的一段独白。接下来进入平板。围绕着“2”商和“1”宫的调式交替。旋律华丽，上下翻飞，大七度跳跃，构成了婺剧音乐的主流音调，完全不同于其他地方戏曲音乐而别具一格。同类作品的《二凡》则大量使用了原唱腔，使器乐曲和戏曲化有机结合，大大加强了独奏曲的戏剧性。在《婺江风光》一曲中，赵老师创造性地把三个不同调的笛子捆绑在一起，组成了排笛。这一创举不仅拓展了笛子的音域，重要的是一个人表演两三个人物的性格区别。从技术上说，它要在一个气口的最短时间里换笛，也是有很大难度的。这个创举也是前所未有的。虽然赵老师的婺剧音乐风格基础相同，但每首作品又有它的个性和创造。感受最深的是器乐曲的戏曲化有机结合和器乐曲的戏剧性表现，赵老师已作出了榜样。

赵老师的另一首重要作品《鹧鸪飞》，是一部难度极大的作品。开始由两小节自由的四个长音引出了大段的慢板。这段慢板很慢，要有平稳、自然的气功支撑，更要奏出韵味。它已不再是音符的范畴，而是在检验演奏者有多深的文化底蕴。进入快板后，更要有过硬的循环气功底和手指加花的灵活度。三遍反复，一遍更快一遍。它也成了笛子曲中最难奏好的一段经典。《鹧鸪飞》一曲被评为教科书的最高级曲目，大赛的最难度曲目。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南北方普遍常用的笛子是D、E、F、G、A几种调。赵老师经过对音律计算的研究，向高音区开发制作成功小D调笛，它比普通D调笛高了一个八度。向低音区开发制作成功大C、大降B、大A、大G、大F、大D等笛子。继而又试制成功弯管笛，为后来迅速发展的现代曲开辟了新路。到了21世纪，从高音的小A到低音的大G已被普遍使用。特别是大G调笛，与西洋长笛音区相同，也已被民族乐队编制为新笛。赵老师在乐器改革上的成功，实在令人钦佩。

笛子在民族乐器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特别讲究的是“味道”二字。通常，我们把笛子定调，要选择筒音作某音。如G调笛子，如果筒音作“5”，那么三孔是“1”，奏出音阶便是本调G调；如果筒音作“2”,那么三孔便是“5”，奏出的便是C调；如果筒音作“6”，那么三孔是“2”，奏出的便是F调；如果筒音作“6”,那么三孔是“6"，奏出的便是降B调。因此，谱面标示的调，并不一定用这个调的笛子，而要根据音域和风格，选择筒音作“5”或“2”、“6”、“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筒音作“5”和“2”的曲子最多。冯子存、刘管乐均是如此。然而我发现赵老师的曲子用“6“和“3”的较多，可能是和婺剧音乐的调性有关吧。我在70年代有两年研究过京剧，也是必须用筒音作“6”和“3”才能演绎。所以我也尝试了筒音“6”、“3”的创作。《沂蒙山歌》、《秦川情》均用的简音作“6”。这也是和赵老师学习的重大收获。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50年前。杭州的寒冬腊月，赵老师坐在炭火盆前给我讲《二凡》。他操着浓重的浙江口音，唱着：

赵老师说：“这就是《二凡》的唱腔。唱会了也就吹好了。”

赵老师一生勤奋刻苦，博学多才，文化底蕴深厚，铸就了他胸襟坦荡、宽广豁达的品德。弟子们尊敬地视他为德高望重的笛子大师，一代名副其实的笛子泰斗。这里我只想说一句：“让我们记住赵老师留下的，发扬赵老师希望的……”

2011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