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老师是三十多年之前了，就在前歌舞团宿舍一个阁楼中。当时老师正在房里用小煤油炉炖着剩下的两个凉菜。目之所及，除了一张陈旧的单人床、小木桌，再没有别的器具摆设，想必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我并没有提前告知我的来访，径自“闯”进他的房间，说我想要拜师学笛子，老师当即回绝了我。不知因为我与他素昧平生，还是因为当时的政策所限，他是绝不能带学生的。在那个小阁楼里，我有些尴尬地站在老师的对面，他顾自端坐着，一边拿起小酒盅喝起了小酒。我暗自想，我决不能这样就回去了。壮着胆子，我说：“老师，您尽管喝酒，我吹给您听一下。”他看着我，笑笑说：“你吹也没有用，我是不能教你的。”我不得老师的允许，还是吹起了《牧民新歌》。不想，听着听着，老师竟放下了手中的酒杯，起身来纠正我的持笛方式。这一刻便是我们师徒关系的开始。

1975年，由于有当时艺校校长及书记的支持和他们所托写的条子，我在学校和当时的文化局之间为老师的工作问题两头跑。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老师从原“浙歌”调入了省艺校。由于政治问题，只能安排到当时的校办工厂里做工人，主要负责小提琴制作中的烘板工序。那段时间，老师每周都固定给我上一堂笛子专业课，而当时学校“教革组”强制规定我每节课完毕都必须向组织上汇报教学经过，这样的状况维持了将近一年。到了第二年，老师得到了平反，被正式编制到学校教师人员的名单中，也分到了一个大约六平方的琴房。从那时开始，每天早晨八点多老师就在那里开始了他《笛艺春秋》的创作，而我则在边上练习笛子吹奏，有不对的地方，老师便会立刻放下手中的笔，为我纠正。在这小小的六平方米的琴房中，我和老师一同度过了整整两年的时间。临毕业之前，令我一生难忘的毕业演出中，老师竟亲自为我的独奏节目拉大幕，令我激动的不是那一片掌声，而是赵老师在台边静静站着的身影，他手里拿的是早已为我准备好的下一首曲子所需的笛子。

毕业了，我被当时的省昆剧团的领导所看重，点名要我去吹昆曲。但从未接触过戏曲的我说什么也不愿意去。即使不情愿地去了，每天也只是吹奏笛子的基本功训练及曲目。老师察觉了我的负面情绪，三番五次地来浙江昆剧团找我谈话，几次强调了笛子在昆曲中的重要地位，还说，他这辈子最钟爱的艺术就是昆曲，可惜在这个领域，他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学生担起这份重任。言下之意，他希望我能在以后的昆曲生涯中能闯出自己的一条路，能得到专家们的肯定。赵老师语重心长的话语使我慢慢安下了心，开始学会了工尺谱的演奏，学会了第一支曲牌，吹奏六个调的演奏手法，继而能在国内和国外的演出中，得到了较高的评价。

80年代，老师担任了社会艺术学校的竹笛教学。每次上课时，老师都咳嗽得非常厉害。而当时的教学都是义务的，看老师如此遭罪，我于心不忍，把老师这份工作全部承担了下来，直到他们毕业为止。

还记得80年代我第一次随文化部赴港演出之前，赵老师得知这个消息，将我叫了过去，亲自为我写了好多信件，托香港的友人照顾我。以致此后多次的出访，他都要替我写信，关照对方要如何照顾我和相关宣传活动。每次出去都要给我零花钱，我不要，他总会说：“到外面人生地不熟的，要打电话、坐公车，都要零钱的。”老师一生简朴，平易近人，对待学生如己出。我几次在港台讲座《浅谈南北昆曲的笛子演奏手法》，都得益于与老师数次探讨的结果。

几十年的春秋如白驹过隙，转眼赵老师都已经离去十年有余。回忆恩师，点点滴滴犹然在目。谨以此文缅怀恩师赵松庭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