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8日晚，上海音乐厅的“王乙教授教学生涯60周年纪念音乐会”盛况空前，以闵惠芬为代表的8名不同年龄层次、并天南地北的弟子，轮番登台，一展技艺，可谓之高足鼎立。

面对着如潮的鲜花与掌声，巳走过80年生命行程和60年苦心耕耘的王乙先生，依然一派仙风道骨、淡泊儒雅的形神，达到了一种“八十遇文王”、荣辱不惊的境界，他那瘦削的身躯，却使人感到犹如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生生息息，令人油然有种高山仰止、肃然起敬之感。

面对这棵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风丽丽仍能参天屹立、荫泽后人的大树，不禁使人想对他的艺术年轮和叶脉根须作一浅探。但以我这学生辈的人来说，面对这一命题，很可能会力不从心，难免会挂一灞万的。所幸的是，我在上音附中的6年学习生涯，正是王先生主持民乐科工作年富力强、继往开来的鼎盛时期(1960—1966年)。他对我们来说，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师长之严和知遇之恩了，他是民乐界一位天生地造、不可多得的教育良材。

人们常说：“名师出高徒”,但对王先生来说，是“高徒显名师”。几十年来，除闵惠芬外，他门下各代学生也已先后在各大赛或各重要岗位上获奖、夺冠，这绝非是“守株待免”的偶然结果，而是一个科学合理教育体系的必然产物，是一个耐人寻味并值得探究的课题。

我们仿佛穿过时间隧道，看到1937年的苏南大地，一介布衣青年王乙，身背胡琴，手提行囊，从吴县乡村师范大门一步一步向着漫不可知的前路，朝我们走来。这是一条整整走了60年的坎坷道路。60年尘埃落定为民乐界造化出一位杰出的二胡师表。

一位优秀教师的诞生

人得其事，事得其人.这也许是造就今日之王乙的原由吧。有当教师之才，不一定有当教师之心；有当教师之意，不一定有当教师之德。正可谓“艺高为师，身正为表。”从宏观上说，各领域成器之才，除“天时、地利、人和"外，“人得其事，事得其人”的天然双向选择是重要的因素。每逢具备了这一要素，历史便会为人类、为社会奉献出杰出的人才。

王乙先生从吴县师范开始学教育(并师从二胡一代宗师陆修棠先生)至今的一条轨迹，清晰表明他必然成为一位从本质意义上说的典型教师。

20余年在中小学的任教，从感性经验到理性认知上为日后教授专业院校二胡奠定了厚实的根基，定格了他以教师为天职的心理自觉性。

50年代初，王乙先生被选为上海国乐联谊会常委时，也顺乎民意，他顺理成章地主持了学术工作，这一履历无疑是他进入上音任教前的重要前奏，是向专业化进化的必要洗礼。

1956年，王乙先生受聘任教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大学教师在50年代就是一个受社会尊崇的职业。然而1957年，他除了在大学部兼课外，却主动提出正式调到附中工作。从一个高等音乐学府“自沉”到当时无论从教学硬件还是软件都处于残缺不全的雏型阶段及师资生涯都十分薄弱的附中民乐科去，这在过去或现在的市场价值观来说，都是超凡脱俗的，这也是一种使命感的驱使吧。然而，正是这一个人历史性的转折和定位，他从此投入了全部的心智和辛劳，艰苦开拓，硬是把一个民乐，特别是二胡的人才基地在附中园内建成，牢牢把住了民乐人才从12岁到20岁这黄金年龄段的关.这种置个人所谓名利身价于度外，超越自我去探寻真正的民乐及二胡教学规律的人是可称之为圣徒的，只有这样的圣徒方可取到艺术真经，也只有这样禀赋的人才会真正在个人和事业上取得成功。

教学的前瞻性

一个学科课程上的设量，直接关系到培养出的人才能挑起未来重任和适应长远发展的需要。王乙先生无疑是贺绿汀院长一手向民间，一手向西洋学习教学思想的身体力行者和创造性工作的典范。

他主持编制了民乐各专业、各级别教学大纲，收入了从古今中外到民间、戏曲的音乐作品，并以五线谱印制，还争取到民乐专业学生需同时学3年钢琴副课和6年乐理课及乐队课。到高中阶段还设量了“音乐欣赏”、“民间音乐”及指挥、声乐等选修课程，使民乐学生合乎专业化，脱离民间艺人的历史模式，为表演团体输送了受过现代正规音乐教育的人才。当年附中的学生现有很多已经成为优秀的演奏家和骨干中坚，他们的技艺和知识库存仍发挥着久远的作用并推动着民乐事业的发展。

上海民族乐团乐队首席 李肇芳

教材的多样性

在王先生初到附中的50年代，民乐各专业的教材仍处于分散和随意性较大的初级阶段。尽快编制一套较完整而科学的各专业教材成了他心中之重，特别是二胡教材.他曾对当初年少的我们多次说过：“人说千日琵琶百日箫，讨饭二胡一黄昏，这是因为过去二胡还没有完整的全套教材，而要教好、学好二胡，有了好教材，就不是一黄昏的事了，也不会再去讨饭了.”他牢牢抓住了1961年全国二胡教材会议的契机，积极投入，并带着年少的闵惠芬到各方名师、代表处去交流，去学习取经，逐渐广收了东西南北各地各派的许多新曲目、新手法，完善了附中的教学大纲，使附中学生在6年里能较全面地掌握各种风格和手法。他还随时吸收包括学生们所能提供的新曲目，如郑豪南的《好江南》、刘树秉的《丰收序歌》,等等.这与他茉承陆修棠先生演奏、创作并举的好传统是分不开的。他于50年代初便在火热的生活源泉中以江南音乐素材创作并演奏了《丰收》和《田野小曲》,改编、移植了昆曲音乐《朝元歌》。这一艺术基因又传递到闵惠芬、周维等学生身上。闵惠芬创作、改编了一大批二胡曲，如《洪湖随想》、《宝玉哭灵》、《逍遥津》、《昭君出塞》.周维创作了《葡萄熟了》.王永德更是秉承师业，任民乐系主任工作，自己动手创作及收编了大量教材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大大丰富、充实了二胡的教材和演奏曲目。

在王先生所编制的教材中还有将小提琴、大提琴的各种音阶、练习曲及各种节奏型、弓法借鉴到二胡教材中，使二胡训练更科学化。揉弦方法上使提琴合理的揉弦二胡化，使学生练就合群性的音色，为乐队弦乐声部提供了音色、音质的良好基础。

可惜的是1966年后的文革一把火，民乐科一整套的教材被付之一炬或当作“废纸”卖了.每念及此，王先生总隐痛难消。可喜的是，王先生的这一种敬业精神被保存在学生的心中流传了下去。真谓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他山之石可攻玉

“大道容人，立山积卑而为高。宽厚载物，江海混合深其广.”“任人唯贤，礼贤下士”是王先生一贯的作风。唯我独尊，夜郎自大，是民乐界稍小有名气、地位便极易染犯的虚妄症，轻则无视他人，重者丑化、排斥别人。庆幸的是当年主持民乐科工作的王先生，却是个慧眼伯乐，是个“肯千金买马骨”的大度之人.60年初，刘德海的恩师—一大名鼎鼎的浦东派琵琶一代宗师林正城教授因被“加冕”为右派，失业落泊在家，极为艰难。为加强附中琵琶师资力量，王先生竟不顾可能为自己日后埋下祸根，把林教授请进了附中任教。这既提高了教学质量，又从情义上帮助了一位落泊贤士的生计。这一切当然“顺理成章”地成了文革中王先生的一大罪名。在60年代极左紧张氛围下的文艺界，世态炎凉，人人自危。王先生这种中国传统文人的高尚品格不音是人生荒岭中的固然足声。所以凭着他这一禀性和一贯的治学思想，曾于1960年从奉贤——这个当时还是上海最边远、贫困的县内把一个乡村窗人胡琴艺人孙文明请进附中，登上大雅之堂，并亲自为孙奔走落实自然灾害时期的副食品供应和住宿，收集、整理了他以《流波曲》为代表的全部完整曲目和独特的演奏技法，为民乐界发掘抢救了一位奇才的一笔音乐遗产。这类似于徐悲鸿把“乡村木匠”—一齐白石大师请进国立美专一段值得人们记住的事迹。这是在二胡史上继暗子阿炳之后又一位被发现抢救的民间音乐奇才。后来，王先生又组织笛子、二胡等专业的学生上门求教当初在上音的内蒙古艺人“吹破天”和“拉塌地”,使学生们领略并初步掌握了地道的内蒙音乐风味。

京剧是国剧，京剧打击乐是京剧及其音乐的骨架，京昆打击乐老前辈温老先生的京剧打击乐“打通”是每个附中民乐学生几乎都必须“泡”的课程，获益非浅。这是王先生引入的又一块他山之玉。不拘一格，任人唯贤，集校内外优秀人才于一堂的教师队伍是王乙先生教学体系框架的一个重要的构件，使民乐教学得以量化、优化。

因材施教，相反相成

王乙先生是位从学习教育到终身从事教育、以教育为己任的难得专才，这样就有了将几十年时光化为宝贵教学体系的可能。

作为教师，工作业绩往往以育才出人为检验标准。他又是以什么施教方针，教出了什么样的学生呢?

在中国，大凡属于民族民间艺术门类、流派是种特有的现象，它是艺术嫡传的一种“克隆”产物，力图使后人能在其传人身上领略到前人的艺术成就和风范。但“流派”一旦成了教师追求的唯人企盼，这必然会走入误区，出现艺术上的同宗结亲，使其逐渐弱化它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路子越走越窄。

王先生可贵在他没有企图变制出一个个小王乙，而是因材施教。他的学生各有所长，而且分门别类，各放异彩，有演奏型，有教学型.同是独奏型中，也风格、特点各异。这是与他在长期教学中仔细探察学生心理特点、生理机能特点而量材施教分不开的。他犹如一个高明的地质学家，把每个学生身上的矿藏探明开出，以期高产、优产.所以，他的学生中有独奏精英、乐团乐队干才、教学专家。为此，他在教学上是十分民主化、启蒙化的，力图营造一种尚佳的教学相长氛围。他总是在乐曲练习、处理上先问学生的想法，而后才加以帮助分析、加以引导、指导，做到知己知彼。在技术上，他强调表达音乐，诠释内涵.在参赛的学生选定曲目上，他更是费尽思量。例如他为17岁参赛的女学生闵惠芬参赛时，独具匠心地定下自选曲为《春暖花开》,使少女的闵惠芬从年龄、性别上都天然而又准确地表现了乐曲的音乐形象，也莫定了闵惠芬给评委留下“她的演奏有音乐”的极好评价和艺术定位。为了学生的演奏上能”工欲警其事，必先利其器”,王先生热心投入乐器的改良，包括二胡码子的材料到造型研究。而今各乐器厂、乐器店出售，又为广大演奏者采用的码子，就是王先生当年研制的成果。

现代书法·洛齐

他曾当众坦言，曾有人评说：“王乙左手不错，右手不行。”他听进了逆耳的忠言，非但自身改进，从此他在教学中强化对学生的右手弓法、弓力训练，并提高到右手是二胡及弦乐器表达音乐的主导，力戒演奏上左手花哨沉缅于雕虫小技的现象。所以，以闵惠芬为代表的学生们右手运弓所展现出的大气磅礴、变化多端、跌宕起伏，皆得益于王先生的相反相成的教育思想，使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没有把师道尊严外化、异化，而无形窒息了清新明智的教学空气，而是不怕揭短，不去护短。这往往又是当教师会难以避免的通病。

王先生的业绩是有目共睹的，他教学体系上有很多科学性、艺术性和规律性的宝贵东西值得人们静心探究.伟大的成功总是悄然而至。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大作家索福克勒斯曾感慨地写道：“人们只有到了傍晚，才会发现白天是多么光辉灿烂。”王先生就是一个人生有过光辉灿烂白天的平凡教师，他以毕生精力不懈地向社会传递着中国高雅的二胡文化，传递着高尚的师德和人格光芒。我们面对的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慈祥的长者和宽厚的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