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王乙在附中阶段培养的学生闵惠芬不仅附中、时代获1963年第四届“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第一名,而且成了当代著名的二胡演奏大师,并被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评论员赞誉为“世界伟大的弦乐演奏家之一”,在附中阶段培养的学生严洁敏,不仅在附中时代获1982年全国少儿器乐比赛二胡组第一名,并考取中央音乐学院本科,而且从教后,获1996年台北市国际二胡协奏曲大奖赛一等奖;在大学阶段培养的学生周维,不仅学生时代获1982年全国民族器乐比赛(南方片)优秀演奏奖,而且毕业后到东方歌舞团工作,现已成为国家一级演员;在附中和大学两阶段培养的学生马晓晖不仅毕业后到上海民族乐团工作,还任独奏演员和二胡首席,并获1995年“宝钢杯”高雅艺术表演奖;在现阶段培养的业余学生吕芳仪(11岁,随王乙学琴已5年)不仅获上海市第二届“仲乐杯”二胡比赛一等奖,还在出访日本、新加坡的演出中,受到外国观众的热烈赞扬。
笔者认为:上述现象表明,王乙的教学并非是对某个年龄段等等的学生有着特殊效应,而是对附小、附中、大学;专业、业余及各个层面、各个时代的学生都有着特殊效应。如果说一个学生一次获全国性大奖属于教学的偶然性,那么,多个学生多次获全国性或国际性大奖,就属于教学的必然性。
偶然性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某种摇摆、偏离,是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的不确定趋势,而必然性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合乎规律、确定不移的不可避免趋势。
当然,王乙教学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属于纯哲学范畴,笔者有专题文章进行研究。本文将着重从思维学角度来探讨王乙的教学思维规律和思维特征。
思维有没有规律?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看,思维当然有规律。因为思维也是一种客观现象,一切客观事物都处于运动中,而处于运动中的客观事物均有规律可循。
笔者认为:从人类思维发展过程来看,现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庞大的科学体系。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三大部分,即:思维的基础科学、思维的技术科学、思维的应用科学。
根据王乙教学思维规律和思维特征的反映来看,目前已涉及到思维的基础科学和思维的技术科学两大部分,故本文也只涉及到这两大部分。
思维的基础科学部分包括:形象思维、抽象思维、辩证思维、灵感思维及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生理学和解剖学,等等,思维的技术科学部分包括系统论、信息论、语言学和符号学,等等。本文将从下列六个方面,即,形象性思维、抽象性思维、辩证性思维、灵感性思维、立体性思维、创造性思维进行分述。
(一)形象性思维
形象性思维先于语言,人类认识客观世界首先是运用形象性思维。形象思维主要用典型化的方式进行概括,并用形象材料来思维。
王乙教学中的形象性思维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直观性、概括性、运动性。
一、直观性
思维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发生的,感性认识具有直观性特点,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思维,使思维在一定的阶段上,或一定的限度内也具有直观性的特点。
从某种角度看,形象性思维的过程,实际上是形象思维的具体性到概括性的发展过程,但具体性又以直观性为基础。王乙在教学中,尤其重视这个思维的基础。
山东师大倪志培副教授在《火花、喷泉、楷模》的文章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即:
……,谈话中,我问王乙先生,您这么大年纪还陪学生一道演练,不累吗?王乙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累不累是基本功问题。如果你的姿势、方法正确,连续拉几个小时也不会累,反之,拉几分钟便感到吃力了。另外,同学生一道演练也是一种言传身教的方式。教师不能只当开口教师,技巧课尤其这样,不能光会说,还要拉给学生看看,听听实际的音响效果。技巧课竞技性强,没有示范,这堂课就不完美,我尽管拉得自己不甚满意,但学生还是很满足的。这样会给学生一种老师能拉即说明老师认真备课了的感觉。而且,每弄一弓,便会给学生一种意想不到的直观效果。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王乙非常注意教学中的直观性,它体现在下列方面:
1、身教重于言教的教学人格直观效果;
2、教师积极参与教学的教学行为直观效果;
3、教师认真备课的教学态度直观效果;
4、实际音响的教学效应直观效果;
5、方法正确而导致基本功扎实的教学方法直观效果;
6、感性到理性的教学思维直观效果;
7、技术到情感的教学审美直观效果。
上述众多的直观效果,不仅会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会增进学生学习的兴趣性。同时,不仅反映出王乙的教学能力,也体现了王乙的教学质量。
二、概括性
概括性的思维材料已经不是原始的感性材料,而是经过一定程度的理性加工。因此,这种思维方式并不停留于个别事物的表面现象认识,而是运用概括的方法来把握同类事物的共同特征。抽象性思维用概念来进行概括,形象性思维则用典型形象或概括性的形象来完成这一使命。如王乙在跳弓的教学中,就运用了形象性思维的概括性来进行分析,即:
如何掌握这种弓子跳动的规律?正像童年时玩拍小皮球一样:用力大,球跳得高而连续跳动速度慢;用力小,球跳动得低而连续跳动的速度就快;用力太小,跳动弹性不够,就不能将皮球持续地拍下去。这种拍球力量大小与球的连续跳动速度快慢、高低是一个有机的配合,其目的使球在跳动方向、角度一致的情况下,勿将球拍出手掌控制的范围之外。
从上述我们可以分析出,王乙教学中形象性思维的概括性,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
1、以甲物的形象性特征来概括乙物的抽象性特征;
2、以甲物的个性特征来概括乙物的共性特征;
3、以甲物的客观性特征来概括乙物的主观性特征;
4、以甲物的直观性特征来概括乙物的感觉性特征。
再如山东师大倪志培在回忆中写道:
……,王乙先生进一步提示乐曲,简明扼要地把唐朝诗人杜甫的《新婚别》诗作大意归纳为一句话:“暮婚晨别永相望”,要求学生确定“新婚”和“别”的意境……·王乙先生进而更形象地逐段分析,并边说边示范演奏。第一段“迎亲”是表达少女略带羞怯而内心喜悦之感,听到迎亲的吹打,心情更激动,更兴奋。二胡与大革胡的对奏可以理解为新婚夫妻相亲相爱、互诉真诚的爱情,为悲惨的命运作了铺垫……
从上述我们可以分析出:
1、王乙首先将音乐概括为两个大的基本形象,即“新婚”的形象与“别”的形象;
2、紧接又逐一概括,将“新婚”概括为“少女的羞怯”、“迎亲的吹打”、“内心的喜悦”等形象,这里有人物形象、场面形象和情绪形象;
3、再进一步就音乐本身的音色和乐器进行形象概括,大革胡代表丈夫形象,二胡代表妻子形象,大革胡和二胡的对奏被视为新婚夫妇相爱的形象。
这里,王乙不仅概括出音乐表现的形象,还揭示出所概括形象的作用及关系,即,此段音乐形象对下段的音乐形象不仅起铺垫作用,还表明音乐形象中承上启下的关系。
三、运动性
形象思维的运动性,不仅认为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而且认为思维自身也是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王乙的教学经验、教学理论是在他的思维中进行千万次组合、无数次反复推敲或再认识才总结出来的。
如王乙在方法教学中举例让学生思考关于直线运动时指出:
从看到上臂、肘、前臂、手腕、指,以每一段关节为中心,对下一段肢体运动可以在半球形或接近半球形范围内作弧线运动。以肘关节为中心,前臂左右运动形成一条弧线,但弓子来回运动要求在直线中进行,通过肩关节使上臂作前后移动来纠正前臂左右运动出现的这条弧线,达到在直线中运行。
王乙还在教学笔记中写道:
沈凤泉同学归纳了一条规律是“肘先行”,“肘先行”是取得弓子运动中惯性的力量来源,当弓子已经处于运动的惯性后,就应该把肘处于放松状态(不必老是抬高处于紧张状态),减少肘的负担。
上述两例,不仅反映了王乙通过自己无数次的认识来进行归纳或总结,还反映了王乙谦虚地吸收和发现学生的认识成果,并给予补充和完善。这些均证明:只有具有形象思维的运动性形式,才能捕捉、总结和提取各种运动着形象的思维材料;才能不断地锻炼、总结和发展自己形象性思维的能力。王乙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也是这样进行教学的。
(二)抽象性思维
抽象性思维是指对事物间接及概括的认识。它用抽象材料(概念、数字、理论等)进行思维。
列宁曾指出:“人们常常需要经过一级抽象、二级抽象等等才能达到科学的认识。在这个漫长过程中,人们要反复研究形象材料、反复地进行抽象,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最后才能达到真理的峰颠。”
王乙的抽象性思维正是因为在反复地研究形象材料、反复地进行抽象的基础上,并有长达60年的教学实践和经历过少儿、附中、本科各个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教学实践,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抽象性思维规律和其特征。王乙教学的抽象性思维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数字性、概念性、理论性。
一、数字性
在原始思维阶段,数不是现在抽象性数的本身,它们在集体表象中不是作为真正的数而出现,而是数(sǔ,即点数sù),也没有名称。在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中,数逐渐有了名称,人们才开始连同它的名称一起逻辑地想象它,后来数成了抽象思维的材料。
王乙抽象思维的数字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代码符号、音准剖析和制琴研究。关于制琴研究笔者将有专题探讨,此文省略。
1、代码符号
如王乙在持弓方法的教学中,把弓子对弦的压力分成两个支点和两个力点,并将这两个支点和两个力点以①②③④作为代号进行标记和讲解。王乙解释代号①是奏内弦支点,代号②是奏外弦支点;代号③是奏内弦力点,代号④是奏外弦力点。并具体介绍各指量放的弓子部位等。王乙还解释:①②③④点是平均地分布在弓杆根部,不能有两点合并,合并就会失去控制弓子的杠杆作用。
上述以数字为代码,将复杂的运弓技巧简化成抽象概念,不仅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兴趣,而且便于记意。尤其在弓序方面通过联想能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2、音准剖析
王乙在阐述音准的教学中,要求学生掌握好以下几条规律,即:
①以改变弦长为主的按弦方法中,指距的变化要准确;
②滑、揉、压弦的音色变化中,要能随时调整弦长的变化,务必使前后密切配合:
③要掌握纯律、五度相生律、十二平均律的基本概念和运用方法;
④要掌握民间调式音律的特殊规律。
他还进一步地区别三种律制之间的音差,如:五度相生律所有全音均为204音分,称大全音,纯律的全音有大、小之分,大全音为204音分,小全音为182音分;十二平均律的全音为200音分。
因为王乙精通律学,所以在音准教学中,他常常应用具体音数的差异,来要求学生区别、比较三种律制的音差,并根据不同类型的乐曲要求,掌握及调节律制的概念和运用的方法。当学生真正弄懂三种律制之间的音差后,就会把握到弦长变化中,指距变化的准确性。同时,这种抽象的、理性的理解会使学生产生良性的循环。
二、概念性
思维学中的概念性,既不是纯哲学中的概念,又不是纯逻辑学中的概念,两者属性它都兼有,但它更有自己独特的一面。
概念是反映对象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是命题的基本要素。概念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具体确定的内涵和外延,不能混淆不清,这是概念的确定性;概念又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入而发生变化,不能固定不变,这是概念的灵活性,任何概念都是确定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王乙在教学中,非常重视思维的概念性。如他用支点、力点、擦点三个不同的概念进行弓子对弦的压力分析和区别,并给予解释,即:从物理学角度看,杠杆的受力点称为“力点”,固定点称为“支点”,两物相家的点(此处指弓子与弦相库)称为“擦点”。王乙还进一步地阐述:
弓子的力、支点距离是不能变的,但擦点随着弓子的运动,处在变化之中。若使运弓中擦点维持对弦相等压力使出音力度不变,就得将持弓的力点随弓的运动部位变化而变化,弓尖、弓中、弓根等部位不同,持弓所需要的压力也不同,各部位发音的效果也不同。弓法就是利用力点、支点、擦点的种种变化来满足乐曲表现的需要。
王乙正确地使用概念,并把力学概念引进音乐中,进而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这使学生在持弓和运弓的练习时,既了解力点、支点和擦点的联系性,又区别了三者之间的独立性,并懂得力点、支点、擦点与持弓、运弓及乐曲表现的关系。
这种思维的概念性贯穿了王乙的整个二胡教学过程的每个阶段、每个环节。从两手的技术训练→音乐的表现要素→音乐的表现情绪→音乐的表现形式→音乐的表现内容→音乐的表现内涵,等等。
三、理论性
列宁曾指出:“人的实践经过千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种格正是(而且只有)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
列宁这里讲的公理意义的“逻辑的格”就是人类在长期实践中通过社会遗传积淀在人类理性中的理论思维能力,当它一旦形成之后,人们运用它们去理解和思维,并以此为基础再创造新的科学概念。
王乙在长期的教学中,不仅强调实践,而且重视理论,他本人也在千万次实践的重复中,总结自己的教学理论,并形成其在教学思维中的理论性特征。
王乙曾在《从变到不变,又从不变到变——关于左手姿势的一些体验和体会》中说:1956年,我开始进行专业教学,一切都处于探索中。60—66年间,逐渐从感性中总结出按弦基本方法和变化的理性认识。……所以说,感觉到的东西一定要上升为理论,再来指导实践,就可以避免盲从和浪费时间。
王乙曾就“放松”问题总结道:
放松不仅是情绪上的松驰,从方法上讲,就是根据生理的自然条件充分发挥运动中惯性和力学的杠杆作用。具体到右手来讲,要使手腕左右动作是依靠小臂力量的带动,小臂左右动作是大臂力量的带动,大臂的上下动作是肩关节力量的帮助;左手亦然如此,按弦要有弹性,从手掌到指各关节再到指尖保持弧形线,腕关节的上下活动是依靠小臂来上、下甩动。放松就是充分发挥肌肉各部位的协调动作,有分工,又有合作。如手指按弦在换把时,依靠腕关节的上下带动。演奏滑音时,手指负责按弦动作→手掌握力控制按弦力量的轻重→手腕负责滑的过程等。另外,生理上关于“放松”的要求,也不是随意性的,它要配合乐曲表现内容和表现情绪的需要而致。
王乙上述的理论总结表明:教学层次愈高,理论思维能力愈是显得重要。实际上,二胡教学的发展和其它学科的发展一样。即教学的发展过程就是教材能否实现理论化的过程。应该说王乙二胡教材的理论化实现过程,与他的理论性思维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理论性思维能力起着关键的作用。
(三)辩证性思维
柏拉图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完全同意把辩证法摆在一切科学之上,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石或顶峰”。
柏拉图把他的辩证法作为最高的学问,虽然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有一定的道理。辩证法通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发展,最后构成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体系,它科学地概括了人类对事物、现象普遍联系和全面发展的、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反过来又以一般的科学思维方法指导着人类认识的进一步发展。
王乙在多年教学中,常常以辩证性思维方式去思考、去教学、去总结,根据王乙辩证性思维方式的教学例证,可以分析出,王乙辩证性思维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规律性、两面性、联系性。
一、规律性
从某种角度看,二胡教学也是一个具有多种结构和层次的、不断变化的物质体系,在教学的不同层次和不同阶段中,存在着不同的发展规律。王乙在教学中常常提醒自己和要求青年教师注重其规律性。
王乙曾在教学笔记中写道:
在训练学生的过程中,他们专业上的进展总是像赛跑一样,有人跑在前面,也毕竟有人落在后面。在整个赛跑的过程中又会出现变化,原先在前面的落后几步,在后面的前冲几步。这是一种客观的规律,我们绝不能违反规律去强求统一教师在教学中,要研究教学方法,要运用教学方法,目的在于使每个学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前进中有一定的质量,有一定的速度。
从上述,我们可以分析出:
1、王乙首先提出学生在专业进展方面如同赛跑的命题,揭示了两者之间某些内在的相同本质。
2、有人跑在前,有人落在后。这就赛跑整体来看是一般性规律;赛跑过程中出现变化,跑在前者和落在后者,发生了互相转换,这是特殊性规律。
3、不论是一般性规律,还是特殊性规律,都是客观。所以绝不能违反客观上存在差异的规律,去强求主观上统一。
4、首先提出问题,紧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即:要研究教学方法,并运用教学方法,这种研究和运用,重点指研究和运用那些针对性、解决性的方法。
5、目的在于使学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因为学习的主体是学生,这是无法替代的),以得到既有一定质量、又有一定速度的前进的结果。
6、揭出命题→揭示命题与其它事物的同质性→展示规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表明反对忽视客观规律而强求主观统一的观点→提出解决问题的目的→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希望解决问题后的结果。
王乙的此段教学笔记中,由浅入深地揭示了事物的互变规律、对立渗透规律和否定规律(否定教师主观上的强求性统一,而肯定学生主观上的能动性作用)。这三种规律是辩证性思维的规律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规律。
王乙对于教学中规律性的探索或自觉运用规律性思维形式去进行教学经验的归纳时,并不是从空头理论到空头理论,而均是建立在其实践性基础之上,如王乙在揭示积累教学经验的规律性时,提出:
观察→思考→实践→总结→修正→再实践
通过上述,我们可以分析出:
1、王乙首先提出观察其教学的对象,紧接对在观察中所取得的各种信息进行梳理和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2、方法的实施必须付诸实践,通过实践再进一步地深层次梳理和总结;
3、总结的目的在于提出新的方法和更高要求,再付诸实践。
上述王乙教学笔记的两处,其一涉及到思维中规律性的三大基本要素;其二涉及到规律性的发现或形成的三大过程,即:实践→理论→再实践,而且每一个过程,都有两个基本的环节,即:①是感性,②是理性。这些都证明王乙是不断地具体,又不断地抽象,最后形成自己特有的辩证性思维的规律性特征。
二、两面性
思维的两面性形式来自于辩证法中诸多的两个侧面,如:原因和结果、静止和变化、固定和发展、内容和形式、现象和本质、对立和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偶然性和必然性,等等。
王乙在教学中,始终渗透着辩证性思维的两面性形式。如王乙在关于演奏方法教学笔记中写道:
不同的乐曲内容必须用不同的方法来表现,方法不是不变的,但在开始练习中,总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必须在掌握这种基本方法后,才可随着乐曲内容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方法,才可以从不变到变。一种方法不可能相吻合于所有的乐曲内容,所以我们不能以方法的不变而应乐曲内容的万变。
从上述,我们可以分析出:
1、“不同的乐曲内容必须用不同的方法来表现,一种方法不可能相吻合所有的乐曲内容……。”这里首先揭示了技术表现形式与音乐表现内容的两面性关系,紧接又揭示了静止与变化的两面性关系,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2、“但在开始练习中,总有一个基本的方法……。”这里除了揭示固定与发展的两面性关系,还揭示现象与本质的两面性关系,即基本的方法,也是最本质的方法,只有掌握好最本质的方法,才能从不变到变。
王乙的两面性思维形式体现在众多方面,下文还要继续分析和阐述。
三、联系性
马克思曾指出:“当我们深思热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王乙在其教学实践中就常常再现这些画面,并以其作为自己教学中逻辑的起点。如他在教学笔记中写道:
在乐曲各段速度的表现上,快慢是一种对比,这种对比必须有内在的联系,也必须符合于我们的生活常规性,并注重其典型性,以求得整体的统一性。否则就会出现单纯技术倾向和表现上的神经质现象。
王乙在上述中提到速度处理上对比的联系。联系是指一切事物、现象之间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和互相作用。
王乙在教学笔记中既涉及到联系的客观性,如:快、慢的对比,是音乐中所表现的客观因素;也涉及到联系的普遍性,如:客观上生活的常规性、客观上生活的典型性及整体的统一性。同时,还有单纯的技术倾向与表现上神经质现象的联系,等等。
又如王乙还在教学笔记中写道:
要研究各种技术的性质和效果,既要熟练地掌握好各种技术,又要使其变化与内心感觉完全取得一致。当乐曲表演上展现出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既要运用好各种技术,又不能单纯考虑到技术,技术一旦离开内容,就会变成僵死的东西。
上述有技术性质与效果的联系性、有技术变化与内心感觉的联系性、有技术形成与音乐内容的联系性。最后还总结,“一旦失去联系性,技术就成了僵死的东西”。这里既涉及到联系的多样性,又涉及到联系的条件性。事物的联系是极其复杂的,也是多种多样的,这是联系的多样性;然而,多种多样的联系又无不依赖于一定的条件,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是联系的条件性。如果技术一且离开了内容,它就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成僵死的东西。
(四)灵感性思维
灵感性思维,也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思维形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认识、分析和处理问题,经常有灵感性思维的现象发生。特别是人类揭示大自然奥秘的每一项意义重大的科学突破、推动历史向前的重大技术发明、耐人寻味的文学艺术瑰宝,以及开拓宏观、探索微观领域的各种假说,等等,都无不与灵感思维相关。
人们对灵感这种奇妙的精神现象的思考和追求由来已久。可以说,两千多年来,人们为揭示灵感之谜,在不停地探索着。灵感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对于这个尤为引人兴趣而又十分重要的思维课题,专家学者们一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各有所识。本文并不准备从哲学和心理学角度来对灵感的发生及其本质进行探讨,而就王乙教学中所反映的一些现象来探索王乙教学中的灵感性思维特征。
通过各种方式的接触和了解,笔者认为:王乙教学的灵感性思维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诱导性、微发性、点化性。
一、诱导性
灵感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状态。一且这些特殊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状态与长期的循轨定向思维所造成大脑皮层上的优势兴奋中心区结合起来,就可能造成灵感的产生。不过这种结合的前提需要诱导。
倪志培的回忆文章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即:
在练习到结尾的渐慢渐弱的送别情景时,王乙先生用极简洁的语句提示和启发学生,(队伍)“走了",“走远了”,“更远了”,“模糊看不见了”,形象地表达了“与君永相望”的深情。他要求学生在演奏时要用耳朵去“看”(去鉴别自己演奏的音量、音色)。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
1、首先王乙使用的诱导性教学语言具有反常规的独特性,他要求学生在演奏时要用耳朵去“看”,耳朵本是听觉器官,而王乙要求学生在思维区间将听觉器官的感知觉转换为视觉器官的感知觉。同时,这并非是进行一些抽象性地转换或调节就完结了,而是进一步地把这种“看”体现在音色和音量上。换句话说,也就是以两手所掌握和控制的音量、音色来体现听、视觉器官抽象性相互转换所产生的直觉性效果。
王乙常常以教学语言反常规的独创性,来进行诱导学生,这样,就很有可能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反常的独创性现象发生,一且发生,学生便处于灵感性思维状态。
2、王乙的诱导性教学语言也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在这个环节的教学中(指诱导性教学),王乙并不像在其它教学环节中使其教学语言尽量达到准确性和清晰性,而是两者兼之。特别是在诱导学生的灵感产生时,使用模糊性教学语言,更能达到良好的效果。王乙在诱导学生用耳朵去“看”时,并没有解释怎么看和看什么,或者怎么体现看。如果王乙要先给学生设计很多看的框架或看的程序,说不定学生顿时就失去看的感觉,也就会产生什么也“看”不出的现象。
3、王乙的诱导性教学语言还具有一定的跳跃性。
如王乙结合音乐的渐慢渐弱并借助原诗的文学形象诱导说“走了”、“走远了”、“更远了”、“模糊看不见了”。这种语言使学生的思维活动处于形象性思维范围;紧接,用耳朵去“看”,却使学生的思维活动跳跃到抽象性思维范围。因为,两种感觉器官的感知觉互转活动是看不见、摸不着、道不明的;最后要求学生达到以耳朵的“看”来鉴别自己演奏的音量、音色,又跳跃到灵感性思维范围。因为没有灵感的学生对这些模糊性的教学语盲定会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或者由于教学语言的跳跃性过大,说不定学生会走向反面,即:一时思维短路,失去任何感、知觉,脑袋处于空白状态。当然,王乙在教学中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具灵感性,他是有感而发的,因人而异的。
由此来看,教学中的诱导性,往往能使学生产生认识或行为上的突变现象。
倪志培文中写道:
学生在课上的最后一次连奏与上课时的习奏确实不大一样,有了明显的提高。
对于艺术的训练,一般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明显提高,所谓的明显提高就是所呈现的灵感的突发性状态。这些都证明了王乙的诱导性教学语言和行为使学生在其灵感性思维范围内得到收效。
二、激发性
王国维在论述古今成就创造性大事业、大学问者所必经的三种境界时,引晏殊《蝶恋花》词说: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笔者认为:王国维的“第一境”之说,正相当于灵感激发系统的一般模式的初始部分——创造性课题的形成过程。“昨夜西风凋碧树”,这是创造性课题产生的客观条件;“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创造性课题形成的主观条件。创造性课题正是客观的社会实践与主观的探索精神相互作用的产物。而只有在形成创造性课题之后,才能引起以后的一系列灵感性思维活动。由此可看出,在教学中要使学生产生灵感,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激发过程。
如倪志培的回忆文章已谈到王乙在教学中是如何激发学生的,即:
……王乙先生略作思索又说,上海音乐学院之所以能出人才,因为有全国一流的教师,学生基础也好,是全国范围内挑选出来的,教学管理是一流的,你在这种环境里,玩不得,坐不得,息不得,等不得,你会自己感觉到不学习就会落伍的,就会不适应工作,你必须马不停蹄地、想方设法地去充实自己。备好课就是为了保证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就是为了替国家培养有用人才。人要活到老学到老……
通过上述文字,我们可以分析出:
1、首先王乙剖析了上海音乐学院为什么能出人才的原因。这个原因里提到三点,即①师资力量:有全国一流水平的教师;②学生来源:在全国范围挑选而来的;③教学管理:一流的管理水平。实际上,这三者构成出人才的基础整体,缺一不可。有从客观到主观的因素,有主、客观之间的中介因素。
2、王乙谈到自己在这种客观环境中的感受,即:玩不得,坐不得,息不得,等不得。如果有上述的某种状况产生,就会落伍,就会不适应工作。
3、王乙进而谈到一种紧迫感和自己的目标,即:必须马不停蹄地、想方设法地去充实自己。这是对自己提出主观上的要求,这些要求又都是为了客观上备好课,只有备好课,才有可能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从而完成替国家培养有用人才的任务。
4、“人要活到老学到老”,这是王乙自我内心、的独白,也是一种胸怀和境界的体现。
5、可以想象,对于当初以受教育者姿态出现的年轻教师倪志培来说,王乙谈话过程起到了对他激发的效应。他有可能想到:这样的年龄、这样的学问、这样的地位(系副主任)、这样的学府、这样的名望的教授都是怀着一种紧迫感,都认为不学习、不提高跟不上形势,何况自己呢?
这种以自身、以现实激发的方法,在一个有一定基础、一定头脑、一定准备的人身上,往往会产生一种偶发性或突发性灵感。
6、激发性的教学方法或语言,往往使人产生一种突变性的认识飞跃,这就是调动学生灵感性思维的实证。
如倪志培听了王乙一番激发性的语言,便产生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而且他认为是终身受益,每当想起总是要振奋激荡。
实际上,王乙激发性的教学语盲,已使倪志培产生了灵感。灵感,恰似初恋,人们在一瞬间预感到神奇的邂逅,难以言说迷人的眸子、娇笑和半吞半吐的隐情,心灵强烈地跳动着。这时,人类的内心世界像一种魅人的音乐般的微笑,对一切,甚至对最隐秘或最细微的声音都能共鸣。倪志培对王乙的语言起了强烈的共鸣,甚至王乙的那些片言只语在倪志培看来都像火花,像喷泉。紧接倪志培感慨万干,认为:王乙先生的崇高师德和敬业精神以及严谨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态度、认真细致地备课、上课等都是我应该学习的地方,他是我的学习楷模,也应是后辈同行的学习榜样。
我们也可以看出,灵感,这时已经以它神秘的行踪、异常的形式、出人意料的创造性给倪志培以希望、喜悦和鞭策。
三、点化性
人们的灵感有时来自于信息的触发,这些触发人们产生灵感的信息往往是在阅读或交谈中偶然得到某种闪光的思想提示。如奥地利著名作曲家舒柏特一次走进一家小酒店,随手拿起桌上的莎士比亚诗集读了起来。忽然他拍桌自语道:“啊,有了,有旋律了!”文学家茅盾一天在报上读到这样一条消息:浙东今年春茧丰收,蚕农相继破产。这样一个颇为矛盾的报道,点化了他的灵感波涛,由此产生了著名的小说《春蚕》。
王乙不仅经常阅读报纸得到各种信息的点化,而且在教学中得到自己教学对象的潜意识点化或有意识点化,使他经常产生灵感。所以,每当他同别人交谈时,也经常输入给别人大量的信息,也常常使别人得到点化。
如我们从上文提及的倪志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倪志培与王乙只是很短的接触,王乙不仅输给他大量的教学方面信息,如:听学生复习课,听自己教课,看学生接受的结果,继续听学生合伴奏课,听二胡、琵琶等学生专业汇报演出,等等;而且同倪志培轻松地交谈,谈备课及教材问题,谈主观认识感受,还一道听录音,等等。
著名量子物理学家海森堡有一句名言,即:“科学基于实验……科学扎根于讨论。”事实上不少绝妙的灵感正是在热烈的讨论、轻松的交谈中迸发的。倪志培就是在与王乙轻松而愉快的谈话和讨论中受到点化而产生了教学灵感。倪志培写道:
这堂课给我带来的收获是终生难忘的,它直接改进了我的二胡教学,提高了教学质量,更重要的是从这堂课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为人师表”的真正含义。
灵感的产生,导致了倪志培吞吐和接受了大量的信息,不仅改进了其二胡教学,并收到提高教学质量的效果。同时,他认为自己由此而体会到“为人师表”的真正含义。
倪志培教了几十年的书难道没有体会过“为人师表”的真正含义吗?应该说他过去也懂得“为人师表”的真正含义,但这次与王乙的交谈,受到王乙的点化,使他大脑内部的潜意识信息得到触发,而成为有意识活动,成为此次倪志培重新研究和审视“为人师表”真正含义的灵感或灵感的爆发点。
(五)立体性思维
广义的立体思维,既包含长宽高的空间及时间的四维思维形式,又加之多维(或几维)的思维形式。其思维的本质,就是要真正把握思维对象的外在整体和内在整体。立体思维就自身形式而言包含层次性、系统性,等等。
从王乙教学思维形式来看,其立体性思维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即:层次性、系统性和多维性。
一、层次性
王乙在教学笔记中写道:
程度是由浅入深的,同样一种技术,小学四年级学生学起来当然比三年级学生快一点。同年级学生之间也是有差别的。教师的因材施教,是使学生学得较快的重要因素。
关于演奏上的技术性东西(基本方法和基本姿势,现有的一切演奏技术)应该下放到附小、附中去搞,升大学之前技术问题应该全部解决。进入大学是发展高难度的演奏技术和着重学习民间、传统及各方面知识,提高表演能力,进行创作和教学研究等活动的阶段。
从上述,我们可以分析出:
1、王乙强调层次性的具体性,如附小、附中阶段完成基本方法和基本姿势及现有的一切演奏技术,大学阶段应重点放在高难度技巧、学习民间和传统、广泛涉及各方面知识、提高表演能力、进行创作和教学研究。
2、王乙强调层次的可操作性,四年级与三年级接受程度不同,所以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因材施教,制订出使学生学得较快的、可操作性计划。
3、王乙也注视到层次的可能性。如中小学生感性认识和记忆能力相对大学生而言,处于学习的主要地位;而大学生理性认识和分析能力相对中小学生而言处于学习的主要地位。加之历史的发展、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导致人类思维的不断进化,所以,将过去的一些技术知识下放到附小、附中去完成,是完全可能的,并非盲目的。
4、王乙还注重层次的逆进性。如大学阶段的高度技巧、学习民间和传统、广泛涉及各种知识、提高表演能力、进行创作、进行教学研究,等等,体现了技巧、理论、继承、创作、研究、提高的各个学习侧面和层面,既是发展的,又是循序渐进的;既是阶段性的,又是连续性的。同时,各个侧面和各个层面也均是逆进性的。
王乙教学立体思维中的层次性,注重其具体性、操作性、可能性、递进性,这样既使学生学习目标清晰、具体,又使学生努力、勤奋地去学习,使自己不断进入一个更高层次,同时,教学思维的层次性,既使学生产生学习的乐趣,又使学生产生自我约束、自我调节、自我规划的欲望。从而使学生在学习中变被动性为主动性。
二、系统性
恩格斯曾指出:“我们所面对着整个的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既然自然界由各种物体的总和形成体系,那么,各种物体的自身也有其低一级体系。从这个角度出发,人们就必须以系统性思维形式来进行客观的观察和主观的研究。
王乙60年的教学生涯中,从事过各个层次的教学,也熟悉各个层次学生的心理状态、行为表现、接受程度、智力反映、创造能力,等等,所以,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系统性思维方式。
如上文关于现阶段课程逐层下放的提法及前文所叙述王乙对山东师大倪志培听课的安排和交流的内容,均可体现王乙的系统性思维的内涵。
综观王乙系统性思维形式,可窥测到以下特征:
1、系统性目标,即:把现有课程下放到附小、附中去完成,是以培养人才最终目标为起点,进行全程的梳理而得之;
2、系统性设计,即:设计中的大学生既定课程不仅有纵向的系统性(指各个学习阶段的专业课程),也有横向的系统性(就大学阶段的全部课程而言);
3、系统性操作,即:通过上文倪志培的回忆,可以反映出,王乙对待短期听课的外校青年教师的具体操作,也是具有一定的系统性;
4、系统性归纳,即:王乙对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教学理论的归纳也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如上文提及的:
提出命题→揭示命题与其它事物的同质性→展示规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表明自己的态度或立场→提出解决问题的目的→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揭示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希望解决问题后出现的新局面。
三、多维性
多维性思维是对事物进行立体的思维。它既从事物的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层次进行立体考察,又对事物内部、外部联系,对事物发展变化进行立体考察。同时,多维性思维要求有多个思维指向,如形象思维指向、抽象思维指向、辩证思维指向,等等;多个逻辑起点,如数理逻辑起点、模态逻辑起点、多值逻辑起点,等等;多个思维程序,如形象思维的直观性程序、概括性程序、运动性程序,等等;多个思维结论,如辩证思维的规律性结论、两面性结论、联系性结论,等等。
王乙早就以多维性思维形式进行教学活动,最突出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多方面、多指向、多起点。
1、多方面
王乙多维性的多方面又具体表现出以下几点:
①技巧训练以物理学、生理学与音乐表现等综合要素相结合。上文已述,王乙在教学中,总是以物理学的杠杆原理等结合生理上臂、肘、腕、手等不同部位的用力状态进行综合调节,在调节的同时,还结合音乐中的音高、音长、音量、内容、情绪、等等,使音乐、物理、生理等多方面而形成既并列、又交叉,既矛盾、又统一,既部分、又整体的训练局面。
②表演艺术以语言、唱歌、弹琴与击乐等综合形式相结合。王乙本身是个多艺者,他教过多年中、小学的唱歌课,有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子;王乙从小除学习二胡外,还学过箫、竹笛、扬琴、琵琶及锣鼓等;王乙还有扎实的古文基础,他将语言的“四声”结合滑音技巧以及乐曲中情绪和情感的处理进行教学,使学生收益很大,并大大丰富了学生音色的表现力和音乐形象的塑造力。
⑧培养人才以演奏、教学、作曲、研究等综合素质相结合。王乙本身是个多才者,他既演奏,又教学;既作曲,又研究。所以,在教学中,他也竭力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如周维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记得我大学四年的学习中,除了学习专科二胡,王先生还竭力鼓励我学钢琴、作曲、指挥,从中汲取养份。”后来,在王乙的鼓励下,周维真的写出了优秀的二胡独奏曲,并广泛流传(《葡萄熟了》)。又如王乙在附中培养的学生严洁敏,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后,竟以二胡和作曲双专业而毕业,并成绩优秀。再如闵惠芬女士,目前已创作和改编了十几首二胡独奏曲,并广泛流传。
2、多指向
上文已述,王乙在教学中,思维指向是多项的。如在《新婚别》的教学分析时,有形象思维指向,即:少女羞怯、迎亲吹打、心情激动等;有抽象思维指向,即:对二胡与大革胡作拟人化的理解,使其抽象为新婚夫妻的相亲相爱;有灵感思维指向,即:引经据典从文学角度来启发学生对音乐的理解,学生感到:真是妙极了!以此而诱发出学生的灵感,从而导致学生课前与课后的突变;有立体思维指向,即:除综合前三项思维指向外,王乙还要求学生在听觉思维和视觉思维区间进行互转(用耳朵去“看”)。
3、多起点
如王乙在教学中要求“力度、速度的变化一定要有适度感和分寸感”(倪志培文),是以辩证逻辑为起点;王乙在教学笔记中以①、②、③、④为持弓的力点和支点代码,并要求①、②、③、④点平均分布于弓杆根部,不能两点合并,有两点合并就会失去控制弓子时的杠杆作用,是以数理逻辑为起点;王乙在教学经验总结中写道:不同的乐曲内容必须用不同的方法来演奏……,当掌握基本方法后,才可能在其它方法上得到发展,是以模态逻辑为起点;等等。
(六)创造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是所有思维指向中最高指向,是思维活动中最有价值、最积极的形式,也是人类思维的最后归宿。王乙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不仅自己贯穿着创造性思维形式而进行教学,而且更注重学生创作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王乙教学的创造性思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传承性、批判性、独创性。
一、传承性
“传统是一条河”,不继承会腐烂枯干,不发展也会腐烂枯干。传承是发展的前提,传承是创造的基础。王乙是从乡间走来的,是从民间走来的,是从传统走来的。所以,他深深感到传承的重要性。
闵惠芬在音乐会报幕词中回忆道:
王乙先生任附中民乐科主任和本科民乐系副主任时,非常注重为学生创造学习民间音乐的机会,并得到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当时有两种方法,一是派出去,二是请进来。卢建业、吴赞文先生当学生时就曾派到大世界学单弦拉戏,等等;王乙先生亲自把盲艺人孙文明请进学校,请他讲学,并把他的作品录制保留下来。总之,民乐系同学们学习民间音乐、戏曲音乐蔚然成风。
闵惠芬在另一处回忆道:
王乙先生在教学中一贯强调,要提高二胡表现力,就得研究民族语言,并结合演唱的表现方法和规律,使音乐充满歌唱性和风格性,并从汉语平仄四声与音乐的节奏、韵味及二胡弓指法的运用等结合而进行学术性的探索。他还经常选用戏曲音乐、民歌、民间音乐作教材,使学生从小通过这些教材的学习,得到深层的传承。
从上述我们可以分析出,王乙在传承方面是以直观性、概念性、层次性、系统性、诱导性、点化性等多维思维形式的综合运用而形成的。
二、批判性
批判是传承与革新的中介环节,没有批判,既没有真正的革新,也没有真正的传承。批判是具体分析,批判是区别对待。对于“土的”和“洋的”既不能一味地排斥,又不能一味地吸收。有鉴别地排斥,有批判地吸收,从而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从唯物辩证法角度看,批判的过程就是否定的过程,否定是事物发展的重要环节。不否定旧事物,新事物就不能产生;没有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也就没有事物的质变和飞跃。肯定——否定——否定,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这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中所谓三大规律之一,即:否定之否定规律。不破不立,不变不流,不止不行。
王乙在教学中,无论是自身,还是对学生提要求,都具有一种批判精神。
周维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作为资深年长的王先生一点也不守旧,而对新生事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一点在处理传统乐曲时犹为突出。如《汉宫秋月》,他强调,强而不躁,弱而不虚,该紧则紧,该松则松,而不是一味地拉慢节奏、拖沓、冗长:如《良宵》的处理上,大胆地强调“轻快、如歌的一面”。认为这样更符合该曲的原意。
周维还指出:王先生要求拉《良宵》时,下把位作轻处理,上把位放大音量,形成反差,使这首乐曲老曲新奏,风趣如歌,独具匠心。
从上述中,我们可以分析出:
1、“作为资深年长的王先生一贯不守旧”,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现象。“对新生事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更加难能可贵。“不守旧”这一环节是批判性思维形成的前提,也只有在这个环节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对新生事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极大的热情”这一环节是批判性思维不知不觉的介入。这个“对新生事物表现极大热情”的过程也是对旧事物重新审视的过程,对旧事物重新审视的过程是批判性思维过程的介入阶段和初级阶段。
2、对《汉宫秋月》的教学要求为:不是一味地拉慢节奏、拖沓、冗长;而是强而不躁……。这既是批判性思维的爆发阶段,又是批判性思维的结果。不破不立,因为破,才有立;因为否定,才有肯定。毛泽东曾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代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王乙正因为对古乐进行了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所以才赋予古曲以生命力。新陈代谢在生物学上简称“代谢”,是生命的基本特征之一。笔者认为:所谓“代”,含有“替代"之意;所谓“替代”又含有“交替”之意。“代”实际上就有批判性思维活动过程,可以想象,没有批判,就没有真正的“代”。
3、批判地吸收,批判地传承,使学生感到“老曲新奏,风趣如歌,独具匠心”。此时,由于批判,收到了独特的效果;由于批判,得到了真正的传承。
王乙的批判性思维形式不仅表现在对于历史的批判,而且表现在对现实的批判。
1957年,北京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二胡独奏曲集》中收录了陆修棠的《怀乡行》。乐曲解释中写道:
抗日战争时期,作者在敌人的铁蹄下,内心充满了怀念祖国的感情和对抗日战争必将获得胜利的信心……
王乙看后在教学笔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即:创作本是作者对客观事物的感受和反应。作品的产生不能高开时间、地点、社会环境和个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历史和个人的认识均有一定的局限性。艺术作品反映一些个人的思想感情这是允许的,不一定要朝政治的最高标准上去套。硬套反而失去了作品内容的真实性。我认为关于《怀乡行》的创作年代和乐曲说明应该还其本来面目,对我们学习和演奏更为有益。
从上述,我们可以分析出:
1、1957年,由于国家上层机构意识形态政策的指向,导致“阶级斗争”的不断扩大化,并大有艺术为政治服务的趋势。不知何故,陆修棠于1932年秋创作的《怀乡行》被修改为“1937年秋”,整整推迟5年。王乙是1933年秋随陆修棠学习二胡的,第一首学习的乐曲就是《怀乡行》。所以,他首先感到乐曲解释不真实。
2、王乙认为:历史和个人的认识均有一定的局限性,要允许其存在。是的,综观人类发展史,任何阶段性的历史都是局限的历史,历史的局限性就是历史的真实性所在。换句话说,没有局限的历史,就没有真实的历史。
3、抓不住艺术的真实,既失去了真正的历史意义,也失去了真正的艺术审美意义。“美”建立在“真”的基础之上,“真美”才是美,这是艺术审美的主要标志之一。
4、艺术与政治,就逻辑学角度看,首先是并列关系,其次是交叉关系,但绝没有从属关系。从属艺术的政治和从属政治的艺术,均是违反客观规律、社会规律和艺术规律的。王乙认为不要将艺术朝政治硬套,硬套反而失去了作品内容的真实性。
由此可以看出,王乙批判的目的不在于批判,而在于更好地肯定和继承。
三、独创性
独创性思维除产生于传承性和批判性因素之外,它本身还有一些子因素。王乙的独创性思维形式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即:派生性、兼收性、连贯性。
1、派生性
所谓派生性,是指以A为基础,经过扩展或扩充而产生B。上文所提到周维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除了学习主科二胡外,王先生还竭力鼓励我学习钢琴、作曲、指挥。”就是以A为基础(二胡主科),而形成B(毕业后的周维在专业上的综合素质)。如对《良宵》的处理,以A为基础(《良宵》的原处理),经过扩展或扩充(大胆地强调“轻快、如歌地"的一面),而形成B(处理后的《良宵》,使学生产生“老曲新奏,独具匠心”之感)。
2、兼收性
所谓兼收性,是指以A为基础,经过兼并或综合而产生B。如周维回忆文章中写道:
王先生认为,像《新婚别》、《朝元歌》这样的古曲,如果没有一点历史知识及唐诗、宋词、昆曲知识是无法演奏好的。
从上述可以分析出:除音乐自身因素外,王乙还兼收历史、文学(唐诗、宋词)、戏曲等综合因素进行教学。
如上文提及的,王乙希望学生学会唱歌、弹琴、击乐等也是兼收性思维的体现。
3、连贯性
王乙的连贯性思维特征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时效性、预见性、切入性。
①时效性
人类生活在信息的海洋里,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信息。在激烈竞争的现时代中,谁能及时获得信息并对信息正确地分析、用以指导和调节自己的行动,谁就能在竞争中获得主动。信息有种种特征,除事实性、传递性、浓缩性外,还有时效性,信息的时效性是信息的重要特征之一。信息的效用,有一定期限,过了期限,效用就会减小,甚至丧失。信息的时效性导致了思维形式的时效性。
如倪志培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他来上音听王乙课,王乙是及时地给他安排多种活动,同时,也输入给他大量的信息,即:听学生回二胡课→听学生合伴奏课→听学生汇报演出→听青年进修教师汇报会录音→听王乙自己演奏的《朝元歌》录音→交流各种教学体会,等等。
这些信息对于倪志培来说肯定是没有过期的,如果输入给倪志培的是过期信息,倪志培肯定不会发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叹。
②预见性
所谓预见,就是事先之见,即在事情未发生或尚未到来而作出的判断或预言。马克思曾经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的。”这就是马克思在史学研究上提出的“从后思索”的思维原则。
这一思维形式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成功地运用。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马克思看到,较发达的社会形态是以往社会形态发展的结果。这种方法是通过高一级社会形态的分析,透视出一切已覆灭的社会形态的结构和生产关系。
王乙教学思维的预见性也具有“从后思索”的特征。如上文已述,王乙认为:
关于演奏上技术性东西(基本方法和基本姿势、现有的一切演奏技术)应该下放到附小、附中去搞,升大学之前技术上应该全部解决。进入大学应发展高难度的演奏技术及着重学习民间、传统,丰富各方面知识,提高表演能力,进行创作和教学的研究活动,等等……
虽然目前没有一所音乐院校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考家和实施,但它是未来教学发展的最终趋势。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分析出:
a王乙从过去的实践中走来,对过去任何一个阶段、一个层面的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均热悉,这是其实践性;
b由于自己有附小、附中、本科阶段的教学实践,认为只要通盘考虚,合理安排,是能够实现的,这是其可能性;
c现实教学中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王乙认为:玩不得、坐不得、息不得、等不得,要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要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这是其现实性;
d由于其实践性→可能性→现实性的存在,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未来性。
③切入性
独创性思维需要有切入口,不同的切入口,产生不同的独创效果。如上述闵惠芬回忆文章中写道:
王乙先生常说“教学相长”,对学生的创造性总是竭力鼓励。有的学生创作了新曲,他总是帮助加工,使之完善。比如学生郑毫南创作了二胡曲《好江南》,王乙先生立即就把该曲编入教材,进行教学和推广,因此,王乙先生的学生很多都热爱创作。
从上述,我们可以分析出:
a“教学相长”,它使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都能得到发展,是目的,鼓励学生创作,是切入口:
b当学生创作新曲时,王乙帮助加工,使之完善,是切入的具体行为之一;
c编入教材是切入的具体行为之二;
d进行教学和推广是切入的具体行为之三;
e王乙先生的学生很多都热衷创作,是切入的成功体现。
这个切入口选得好,它不仅成功地体现了“教学相长”的手段、作用,还达到使教师和学生创造性思维得到发展的目的。
由于传承性→批判性→独创性思维活动的旅程,最终导致创造性思维形式的形成,培养未来人才特别需要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形式的能力。
结语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们首先对王乙教学思维的思维指向、思维程序、思维结论、逻辑起点等作一回顾性的浏览。即,形象性思维、抽象性思维、辩证性思维、灵感性思维、立体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形象性思维包括直观性、概括性、运动性;抽象性思维包括数字性、概念性、理论性;辩证性思维包括规律性、两面性、联系性;灵感性思维包括诱导性、激发性、点化性(其中诱导性又包括独特性、模糊性、跳跃性);立体性思维包括层次性、系统性、多维性(其中层次性又包括具体性、操作性、可行性、递进性;其中多维性又包括多方面、多指向、多起点);创造性思维包括传承性、批判性、独创性(其中独创性又包括派生性、兼收性、连贯性,连贯性还包括时效性、预见性、切入性)。
这一回顾性的浏览,加之参见正文阐述,我们大致可以看到王乙在教学中的思维规律及思维特征。由此,再回到本文引言中所述的诸多学生的成功、诸多学生的得奖、诸多学生的成名,等等,就会感到这些都是王乙教学的必然结果。王乙教学思维规律和思维特征反映出其确定不移的、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不可避免的趋势最终导致了王乙教学成功的必然性。
常言道:一年育树,十年育人。育树简单,育人复杂,育人才更复杂。具体的学生、具体的思想、具体的过程、具体的变化、具体的方法、具体的发展,众多的具体,构成了庞大的具体;庞大的人才结构,需要庞大的教学思维体系。
王乙80年来的各种事物的经历,造成了其各种思维形式的形成。将其总结出来,提取出来,供大家学习、参考,相信会有教学的实用价值,也会有其他方面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