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适逢闵惠芬先生80周年诞辰,她的艺术成就与精神品格对二胡艺术,乃至整个民族器乐表演艺术领域都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在与闵惠芬先生的交往中,我深切感受到她的艺术风范与人格气质,以及那份传承推广民族音乐的赤诚之心。谨以此文,表达对她的思念与敬仰。
一、闵惠芬的精神世界
闵惠芬先生是当代民乐界的大家,她深耕民间、追求卓越,舞台艺术感染力与亲和力极强。她为人朴实,从不摆架子,既没有南方女子的骄娇之气,也不追求物质享受,而是将毕生精力与精湛技艺奉献给了中国的音乐事业。作为民乐领域的领军人物,她身上真正体现了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精神。她是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以勤奋、温暖、知性、执着和自信,书写了精彩的人生篇章。她是刘天华精神的卓越践行者,一生孜孜以求、不断精进。成千上万次的舞台锤炼,将她作为优秀艺术家所具有的超群感染力,以及那份纯粹与本真的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以内心的美好去温暖和滋养现实生活,是闵惠芬先生执着的追求。如果说脚下丈量的“道”是自身阅历的积累,那么博采众长、有容乃大的心性,便是智者攀登的慧根。1945年,闵惠芬出生于音乐世家,自幼酷爱音乐,江南的丝竹音乐、民歌戏曲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早早埋下种子,并伴随她一生。她的音乐细腻传神,江南的山水意蕴、悠扬的丝竹声韵沁润于心,那份独有的乐感与灵气,为她日后的艺术绽放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在上海音乐学院的专业学习,以及“上海之春”二胡比赛中的一鸣惊人,充分展现了她青春年华的瑰丽芬芳。
回顾闵惠芬先生的艺术成长轨迹,她既是民间艺术的传承者,也是新中国高等音乐学府培养的现代音乐人才。她以深厚的积淀、开放的心胸、广阔的视野和专业的理念,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是一位终身学习、不断追寻的音乐使者,也是一位勤奋努力的探索者。闵惠芬的“非常之道”令人难以企及,她是以顽强拼搏的坚定意志打磨出来的外柔内刚的艺术家。
我与闵惠芬先生的交往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民乐名家”艺术团、中国文联“德艺双馨”优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中国音协理事会、中国文联代表大会、全国政协会议等活动中,多次有幸与她同台演出或当面请教,实感荣幸,获益良多。
2002 年,本文作者与闵惠芬(左)参加央视春晚合影
1997年12月,在中国文联各文艺家协会于京举办的“德艺双馨”优秀中青年会员座谈会上,我们初次近距离交流,彼此都洋溢着热情。闵惠芬以《我的第二个艺术春天》为题的发言深深打动了我,她那充满激情的正能量以及与病魔抗争的感人经历,宛如一曲生命咏叹,令所有在场者心潮澎湃:“我是个九死一生的人,是党和人民把我从死神的魔爪中一次次抢救回来。在政治上,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艺术上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改革开放的形势使我展翅翱翔,充满了勃勃生机,我感到我的胸膛里潜涌着前所未有的热情,我要为党的文艺事业、为弘扬民族文化而竭尽全力。”①
l987至l998年间,她收获丰硕,可谓“背着二胡走天下”,不仅结识了海内外众多知音,还录制了盛年时期的l3张二胡作品专辑。面对当时社会的各类思潮,她始终坚持传播民乐艺术,从国家级的重大活动,到工厂、农村、军营、大中小学的艺术普及教育,始终洋溢着饱满的热情与奉献精神。据上海民族乐团不完全统计,l995年她参与演出9l场,其中个人独奏、讲座音乐会有2l场;l996年演出75场,个人场次25场;l997年上半年演出45场,其中个人独奏、讲座音乐会l9场……如此高强度的艺术活动令人敬佩,她那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此后,我们越聊越投缘,交往也愈发密切。
闵惠芬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勤奋有为的人民艺术家,她留下的经典作品流芳百世。早在20世纪70年代,风靡全国的大型纪录片《百花争艳》中,刘德海的琵琶曲《十面埋伏》、刘明源的板胡曲《大起板》、闵惠芬的二胡曲《江河水》等,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激励了无数前行者。尽管我与她属于民乐艺术的两代人,但在数十年的艺术交流中建立了深厚情谊。特别是在参加中国“民乐名家”艺术团国内巡演及出访演出期间,我有了更多机会与这位前辈艺术家合作、学习。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闵先生作为老委员,带领我这位新委员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建言献策,我们共同提交了关于文艺院团发展的提案。
内心丰盈者,独处亦超然。闵惠芬的音乐情感充沛,令人叹服。作为民族器乐演奏艺术的代表人物,她始终秉持对本民族艺术精粹的尊重与解读,这也是她艺术之树常青的密码。20世纪70年代,还在求学的我每逢假期回上海,总会去欣赏她的演出。她那充满激情的演奏,总在激励我在民乐道路上坚定理想与信念。闵先生是我艺术生涯中的良师益友,也是我前行的动力,那些不经意的“巧遇”,或在湖心亭一同弄丝竹,或与乐友相聚交流,每当回想,心中仍会泛起涟漪。
中国艺术的意蕴特质独具魅力,闵惠芬在审美实践中,有意或无意间建立的表达规则,对于艺术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具有专业引导与表演美学的启示意义。她性格爽朗大气,艺术语言恢弘从容。她尊重艺术规律,珍视观众需求,始终保持着舞台的亲和力与艺术传达的生命力。她强调,演奏者除了个人技艺,还应与观众保持互动、形成“磁场共鸣”;演绎者选择作品的能力,必须与观众的审美需求相协调、相关联。闵惠芬是一位“塔基”与“塔尖”并重的艺术家:在顶级舞台上,她能让技艺登峰造极;在艺术普及中,她又以独特方式亲力亲为。记得一次在上海参加完音乐活动,匆匆与她道别时,得知她接下来要去少年宫为孩子们讲授音乐。看她兴致勃勃、肩背乐器、目光专注的样子,那微微上扬的嘴角和富有标志性的铿锵语调,深深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我不禁感慨:如此卓越的艺术家,依然保持最质朴的真诚。这也让我更深地理解了她之所以在艺术舞台上屹立不倒,正是那份不懈的坚持,让她得以用二胡与世界对话。
闵惠芬音乐的生命力,不仅源于她的天赋,更根植于她顽强的意志与超乎寻常的韧性。舒缓的曲调可安神,而快速连续的密集音型或多变节奏则能令人心潮澎湃。她的故事告诉我们:艺术学习能够磨炼意志,让许多“不可思议”成为“可能”。
二、闵惠芬的艺术贡献
创新性与接地气,是闵惠芬艺术生命力持久旺盛的基石。她的音乐品格,始终传递着民族器乐表演美学的理念与信念。从《二泉映月》《江河水》《洪湖主题随想曲》《寒鸦戏水》《宝玉哭灵》《逍遥津》等作品中,能感受到她深厚的民间修养与戏曲滋养,以及清晰通透的文化传承脉络。她的音乐理念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多方位的艺术积累使她格外重视音乐与音乐家之间的心灵共鸣。记得我们首次合作,是在央视“风华国乐”栏目民乐春晚中,共同演绎顾冠仁先生根据沪剧音调改编的二胡、琵琶重奏《绣荷包》。排练时她对细节的推敲,尤其是对音色微妙变化与风格韵味的把握,令我印象深刻。
从学科视角探讨民族器乐表演艺术的高级感,是当前艺术学科在实践应用方面的重要课题。面对技艺超群的新生代,如何提升其审美鉴赏力,将乐感、技术、图谱转化为内在的静定修为,仍是一个需要时间与悟性的过程。闵惠芬对音乐教学倾注了大量热情。记得在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举办专题讲座时,她邀请我一同为青年学生示范民间乐曲。为提携后学,帮助年轻人进入民间艺术语境,她还安排我在段超同学的毕业音乐会上合作演奏《绣荷包》。她曾说:“现在音乐院校的专业教学,在技术层面——特别是速度、力度、手指机能方面都很好,数据达标没问题,但缺少‘味道’。有些演奏技术惊人,音乐上却‘一塌糊涂’,缺乏深度。我们一起来给他们‘示范’一下,给些启发。”②由此可见,理解力、想象力、表现力“三位一体”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前提。表演艺术的高级感,离不开技、艺、道的有机统一与审美表达的恰如其分。民族器乐表演的美学理论涵盖艺术本质、核心流派、创作要素及跨学科视野,强调演绎与作品性格的双向契合,重视情感表达与观众互动的平衡。
艺术家作为具有标志意义的个体,以文化自觉与气质修养确立自身的风范与立场。闵惠芬刻在骨子里的韧性,正是她坚持不懈、努力作为的内在动力。作为独奏家,她对每一部作品都全力以赴,其精雕细琢与反复打磨的程度令人惊叹。记得在“民乐名家”艺术团演出间隙排练《寒鸦戏水》时,她那“死谱活奏”的演绎方式感染了在场每一个人,大家不由自主地全情投入,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她从指法到音效,从形似到神似,逐一推敲、认真比对,完成从形象捕捉、听觉模拟到性格贴合,直至接近艺术目标的过程。那份精细与投入所带来的愉悦,至今难忘。
闵惠芬先生的艺术世界,建立于大量的艺术实践与阅历所赋予的丰厚经验与扎实数据之上。《闵惠芬二胡演奏曲集》凝聚着她的美学思考,她的演绎常在“似与不似”“破与不破”之间自如流转,既拓宽了乐谱数据的诠释空间,也让我们透过她的艺术实践,体会到其对作品进行生动诠释的美学功力。在中国民族音乐的传统中,民乐、民歌、戏曲始终相互影响、彼此支撑。经过专业训练的音乐家,往往以民间艺术为源头,结合创作技法进行规整编排与舞台化呈现,闵惠芬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她的演奏玉树临风、气象开阔,每一弓都透露出独特的个性魅力与艺术主张。她长期致力于让二胡“会说话”“会唱歌”的“声腔化”理念,传递着中国传统美学的深邃意蕴,这也是她艺术成就的精髓所在。
随着我国音乐教育学科建设逐步走向专业化、规范化,闵惠芬先生的艺术演绎已成为音乐院校专业教学的成功范式。她的音乐始终彰显以情动人的精神气质,在不同时代引领风尚。作为中国家喻户晓的民乐艺术家,她与作曲家刘文金共同创作并诠释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具有里程碑意义。作品气势磅礴、时代精神昂扬,至今久演不衰。闵惠芬的演奏尤为可圈可点,不仅展现出她驾驭大型叙事性、史诗性作品的卓越才华,更透过琴声让人感受到她艺术人格的“厚重”。她以孜孜不倦的追求,将二胡的艺术格局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新婚别》是一首艺术与技术高度融合的二胡作品,也是闵惠芬与作曲家成功合作的典范。作为该曲的首演者,她与作曲家张晓峰、朱晓谷实现了创作与演绎的双向赋能,以一度创作与二度创作的互通共融,彼此成就。她的演奏反哺于创作视角与作品内涵,以审美境界的升华赋予作品持久的生命力,使之成为数十年来常演常新的经典。乐曲充满戏剧性的叙事张力,以二胡吟唱心声、诉说衷情,缜密融合了中国传统艺术中诗、乐、舞的精神。基于闵惠芬的成功诠释与艺术舞台的多形态呈现,70年代末80年代初,舞蹈家陈泽美、邱友仁教授萌生了将其改编为双人舞的构想。当时,我任职于北京舞蹈学院,深知舞蹈创作需依托深刻的人物情感与艺术表达,因而推荐了二胡协奏曲《新婚别》。该舞作由沈培艺、李恒达首演,并在首届“桃李杯”全国舞蹈比赛中获奖,成为一部戏剧张力强烈、上演率极高的舞蹈佳作,至今仍是专业学子的必习剧目,可谓传统意蕴深厚,诗、乐、舞韵交融共生的典范。
艺术的终极是情怀。闵惠芬先生根据歌剧《洪湖赤卫队》唱段改编的《洪湖主题随想曲》,开创了二胡与民歌、戏曲等多种元素有机融合的先河。作品将声乐抒情与二胡技巧完美结合,以其真挚的情感、优美的旋律广为流传。她以实践为基、理论为导,展现艺术哲思,所提出的二胡演奏“声腔化”理论,为专业深化开辟了新路径,并以满腔热忱践行一生。闵惠芬的艺术雅俗共赏,她以民间传统为根基,以高超技艺为本体,以超凡脱俗为灵魂,通过富有戏剧性的“声腔化”表达,将二胡的艺术表现力推向既磅礴宏大又细腻深刻的境界,充满时代精神与生命灵性。她倡导,音乐表达要有感染力,二胡的歌唱性应如歌者嗓音般动人,直抵人心深处。她一生追求完美的艺术风貌,激励后辈努力奋进,为当代器乐艺术树立了专业演奏的美学标杆。
中国文联原主席周巍峙先生曾这样评价闵惠芬:“天才总是受人崇拜,但品格更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前者是超群智力的硕果,而后者是高尚灵魂的结晶。然而,闵惠芬同志两者兼有。她的天才与品格不仅使她做出许多震撼人心的壮举,而且更体现在她于平凡的生活和工作中持久地、诚实正直地忠于职守及尽心尽责地履行义务等方面。”③
作为民乐艺术传承的文化使者,闵惠芬以其深厚的艺术底蕴、对民间音乐整理挖掘的真诚热情、对民乐文化传播弘扬的执着追求、不懈攀登艺术高峰的卓越风范,在业界享有盛誉,也使后辈从中受益良多。她的色彩,已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高山仰止,心向往之。闵惠芬,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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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闵惠芬《我的第二个艺术春天》,《人民音乐》1998年第1期,第6-7页。
②2005年,闵惠芬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二胡艺术声腔化”专题讲座内容,特邀吴玉霞演奏《绣荷包》。
③参见刘振学主编《闵慧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之三)序,上海音乐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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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霞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
文章来源:人民音乐,2026,(01):54-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