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仓枭  二胡演奏家

成都初冬的午后，阳光透过窗户斜斜地洒进城市音乐厅略显喧闹的后台。走廊上，抱着乐器的表演者步履匆匆，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琴声与试音的混响。在化妆间里，我见到了刚刚结束排练的李仓枭，她脸上未带一丝倦意，眼神明亮，笑意盈盈地和我打招呼。这位被外界贴上“民乐界最年轻的副教授”“金钟奖三度获得者”等标签的演奏家穿着紫色披肩毛衣，温和亲切，静静地坐在休息室的椅子上等待我的提问。她的手指修长而有力，我意识到，正是这双手，让二胡这件传统乐器在当代舞台上焕发出令人惊叹的生命力。

采访就在这样略显嘈杂却又充满艺术气息的背景下开始，话题自然地从她令人惊讶的年轻与成就切入。但很快，便滑向了她更加真实且更具烟火气的成长轨迹与艺术人生。

琴缘起·追光之始

1994年，李仓枭出生在山东德州一个并无音乐背景的普通家庭。与二胡结缘的起点，听起来确乎有些儿戏般的草率。“小时候，妈妈送我去学电子琴，觉得活动手指能开发大脑。”她回忆道，声音里带着笑意，“但我一点都不喜欢。直到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位漂亮阿姨在拉二胡，她穿着闪闪发光的演出服，像仙女一样。在她的一拉一推间，二胡流淌出美妙的仙乐，后面还有着庞大的乐队来协奏那一刻，太如梦似幻了。”

在当时的李仓枭看来，拉二胡与“能穿漂亮裙子”画上了等号。出于对“美”的纯粹而直观的向往，3岁的李仓枭嚷嚷着要“学二胡”。接下来的两年里，她在妈妈的耳边重复了“我要学二胡”这句话无数次。5岁那年，母亲终于妥协，意识到小李仓枭不是一时兴起，于是开始张罗让她学二胡。当时的德州，二胡老师并不多，只有市少年宫里有一个大班在教学二胡，妈妈便给她报了名。四十多个孩子挤在一间教室里，老师教的是最基本的持弓姿势，班里年龄最小的李仓枭个子也最小，老师便把凳子横放，让她坐在自己脚边学习。在二胡班的教学中，学生像潮水般退去。不到三个月，教室里只剩下二十人；半年后，剩下十个；一年后，只剩下她。二胡老师本来可以直接原地解散班级，但看着小小的李仓枭在拉二胡时那亮亮的眼睛，便摸了摸她的头：“明天开始，来我家上课吧。”

李仓枭的母亲是典型的“虎妈”，她的理念是，“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坚持并做好。”这种态度，不仅奠定了李仓枭的学习基调，也影响了她的人生历程。然而，少年宫的二胡老师跟着学了三年后，李仓枭的学习遇到了瓶颈，二胡技艺难以进步，连非专业的母亲都察觉到女儿二胡学习停滞不前的状况。恰在此时，母亲在报纸中缝看到全省二胡比赛将在济南举办，便决定带女儿去省会“见见世面”。这次济南之行成了李仓枭学习路上的关键转折点，她在候场练琴时就得到了很多专业老师的青睐。他们向李仓枭的妈妈递来名片，也直言不讳道：“孩子有天赋，但学习方法有问题。”意识到问题所在，妈妈当下就开始仔细观察并付诸行动，最后决定带着李仓枭拜师到了济南的专业二胡老师韩老师门下。自此之后，每周六，母女俩清晨6点就从德州出发到济南上课，上完课后随便吃点东西再赶车回家。在跟随韩老师学习的过程中，李仓枭一直都风雨无阻，甚至在非典时期也未曾停课。当时，空旷的大巴车上常常只有她们母女二人，车窗外的平原在晨雾中缓缓后退，这四个小时的车程，她们一走就是三年。

李仓枭9岁时，韩老师郑重建议她去考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李仓枭从小学习成绩优异，虽然为二胡倾注了不少心血，但对一心想让女儿上哈佛的母亲来说，这是计划之外的选项。韩老师几番游说，夸赞李仓枭有天赋、有潜力，不走专业演奏的道路就太可惜了。母亲被说服，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陪着李仓枭踏上了赴京赶考之路。结果出人意料的顺利——李仓枭一举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是当年附小唯一招收的五年级学生。自此，李仓枭的人生轨道被彻底改变。母亲依然坚持“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坚持并做好”的原则，毅然辞去工作、变卖房产，陪她开始了“北漂”艺术求学生活。她们租住在北京地下室三层的一个不足5平米的房间里，“那个在地下10米的房间，比这个房间一半还小。”李仓枭环顾了一下我们所在的化妆间，“我们在那间阴暗潮湿的小小暗室，一住就是三年，后来才慢慢搬到地上的房子跟人合租。那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我父亲一个人留在山东老家工作，以支撑我们母女二人在京的开销。”我听着李仓枭语气轻松地向我讲述这段过往，却在心里试着去想象一个9岁小女孩彼时艰苦的求学和家庭对她的托举，庆幸着还好命运最终没有亏待他们。

到了中央音乐学院，李仓枭惊讶地发现，当年在电视上看到的拉二胡的漂亮阿姨竟然就是她的专业老师于红梅，“追星成功”的欢乐让她喜不自胜，而这宿命般的巧合似乎也一再暗示着她与二胡的命中注定。在央音附小、附中期间，李仓枭延续了学霸路线。无论是专业课还是文化课，她永远是第一，不仅是老师眼中的三好学生，更是学校大型演出独奏的不二人选。但光环之下，她的内心也会偶感迷茫。“说实话，一直到上大学之前，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要一直拉二胡。”她的语气忽然变得认真起来，“当时，哄我妈高兴是我努力的最大动力，因为她为我付出了太多。”对母亲的爱，让彼时的李仓枭像一个“妈宝女”，所有的勤奋、挣扎、荣誉，都围绕着“让母亲欣慰”这个目的。

这种“由外力驱动”的状态，在高三那年遭遇了严峻的挑战。或许是青春期不可避免的波动，或许是长期压力下的疲惫，她开始感到些许浮躁和迷茫。她的专业导师于红梅这时也发现了端倪。于老师深知李仓枭的才华，也了解她的挣扎和迷惘，不仅一如既往地在专业上严格要求她，更在生活上给予了她关心与鼓励。尽管老师的关爱如此切切，但那时的李仓枭还是陷入了自我否定的泥淖，“每次上课老师一批评我，我就愈发对自己失去信心，那段时间觉得自己怎么拉二胡都不对，找不到二胡的声音该怎么‘出’了，有点迷失方向，甚至觉得辜负了老师的精心培养。”然而恰在此时，人生的岔路口出现了。李仓枭的文化课成绩向来优异，高考成绩超出了北京市一本线，央音附中甚至将她的成绩做成喜讯来张贴通告。按照当时的政策，她有机会进入清华或北大。同时，澳门大学经济管理系也向李仓枭抛来了橄榄枝。她的数学和英语很好，小时候甚至拿过德州市珠心算冠军，对国际关系和经济也一直饶有兴趣。“我当时其实有所动摇，觉得这边（音乐的路）好像遇到了阻碍，或许可以尝试其他道路。”她坦言，澳门像是一个跳板，或许可以由此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但二胡呢？她努力撇清杂念，独自思考。

这个阶段的李仓枭所面临的抉择困境，总让我想到罗伯特·弗罗斯特的那首诗“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虽然在这条小路上都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破茧时·寻真之路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最终，让她选择留下并坚持的原因中不仅有对二胡的感情，更有学艺之路上恩师、家人和朋友的爱与陪伴。其中有对老师的感恩、有对父母支持的回馈、有对朋友关心的应答。于是，她决定“在央音再坚持四年看看”。

正是这个决定，让她开始在命运的迷雾中逐渐看清自己人生的小径。进入大学的李仓枭首先感受到的是与附中迥异的自由。母亲在她保送本科后回到山东老家，开始追求自己的事业。而18岁的李仓枭，也在独自生活中羽翼渐丰。更重要的是，她竟意外地在作曲系找到了“救赎”。开学仅两个月，一个国际作曲比赛邀请她为获奖作品进行首演。原来，一位获奖作曲家不满意组委会原本安排的演奏家，而是想起了曾在电视上见过的“一个拉二胡的小姑娘”，并辗转通过老师找到了刚上大一的李仓枭。“我那时什么都不懂，就懵懵懂懂去演了。”演出结束后，作曲系的一位教授激动地冲上台问她：“你上几年级了？多大了？”得知她才上大一，那位教授连声说道：“太好了，你还这么年轻！以后我们作曲系的演出都要请你来！”自此，李仓枭与作曲系的合作越来越紧密。那些作曲系的老师和同学欣赏她、信任她，把新作品交给她，让她首演。导师于红梅也鼓励李仓枭积极参与新作品的排演，与她交流演奏心得与艺术理念，还会在百忙之中到她的首演现场去支持。这些来自外部的、真诚的肯定，像一束微光，帮她驱散了前行过程中自我否定带来的忧思。而这段经历，让她开始思考之前始终萦绕在她心间的那个终极问题：“我为什么要演奏二胡？我是真的喜欢二胡吗？”在经历了多年的舞台历练后，李仓枭终于在内心厘清了答案、下定了决心，她要将二胡演奏作为自己终身事业去奋斗。

李仓枭感念中央音乐学院这片乐土对她的滋养，让她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质和文化理念。直至博士毕业，她在这里度过了近乎二十年的光阴。“央音的一位教授说过，央音之所以好，不仅是因为这里有好老师，更因为这里有好学生。”正是“好学生”和“好老师”所共同构成的顶级生态，给了她无与伦比的滋养。这种滋养是全方位式的浸润，不仅包括对本专业精湛技艺的学习，更有与作曲、理论、美学等不同领域顶尖师生的交流碰撞。“那些老教授，面对我们幼稚的问题，会非常耐心地讲解，把高深的学问用平易的语言说出来。而我的同学们，可能是未来全国拔尖的演奏家、作曲家，和这些聪明的头脑在一起交流，那种碰撞会激荡出别样的色彩。”

近乎二十年的求学时光，有顺境也有逆境。李仓枭沐浴过艺术圣殿的光辉，也亲历过人情世故的复杂与不公。但所有这些经历，最终沉淀为她艺术生涯的核心追求——“真、善、美”三个字。

“至少我的琴不会骗我。”她说起二胡，像在谈论一位挚友，“你投入多少，它就回报你多少。这种回报不是在奖台上，更多是精神层面的馈赠，它像一面最真的镜子，通过它，你能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在她看来，二胡的声音里容不得任何虚假。而“善”与“美”，则是艺术天然的功能与追求。“我的丈夫是一名外交官，我的朋友们也遍布各行各业，其中不乏每天面对生死的医生。同他们相比，音乐不能解决国际争端，也不能治愈伤病，但它能抚慰人心。”她希望自己的演奏，能够不掺假、不做作、不献媚、不迎合，保持一份在现实人情世故中难得的纯粹。

践行者·生长之光

如今的李仓枭，身兼多职：活跃于国内外舞台的演奏家、四川音乐学院的副教授、新作品的创作与推动者，还是音乐公益活动的践行者。但她不觉得这些身份是割裂的，作为演奏家的不断实践，是她能当好老师的基石。“如果我每天只坐在琴房，不知道怎么做演奏家，又如何教学生成为演奏家？只有我在台上不断磨炼，才能把经验教训总结给他们。”她的学生大多是本科生、研究生，“他们需要的不是‘喂饭’，而是引领。”她尽可能为学生创造机会，在受邀演出时总是申请带上自己的学生参演。“我希望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让他们坐在台上，哪怕只是五分钟，也能感受到聚光灯的照耀和无数双眼睛的注视，并联想到自己未来的独奏时刻。”她相信，真正的演奏家是在舞台上“练”出来的，而不仅仅是待在琴房里。

对于新作品的选择，她也随着艺术上的成熟而愈发清晰和挑剔。现在的她，更看重作品的学术性或人民性（接地气）。“这些总得占一样，不能什么都不是，空洞无物。”她直言不讳地表示，演奏没有灵魂、纯靠技术堆砌的作品，对自己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对作品质量的要求，也体现在她对二胡发展的观察和研究上。她自豪地表示，二胡是目前民族乐器中获得新作品最多、发展最良性的乐器之一。“这是一个正向循环：我们演得好，作曲家就愿意多写；作品多了，我们的选择和发展空间就更大。”对比一些因自身技术提升缓慢而陷入恶性循环，甚至濒危的乐器，她认为现代二胡虽然历史仅百余年，但技术发展迅速且表现力丰富，已经具备了国际对话的充分实力。她在德国演出完传统小曲后，有观众惊讶于二胡这件极具个性的中国乐器竟能发出如此动人的声音；在巴拿马，她可以骄傲地告诉提问者，全世界有很多国家的作曲家都在为二胡创作。2026年农历新年期间，她将启程前往美洲，从北美到南美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巡演，向世界展示中国音乐的魅力。这次活动是她与深圳音乐学院室内乐团的合作，也是她艺术道路上新的拓展。

李仓枭的艺术足迹，远不止于专业音乐厅。2012年，首获金钟奖的她，随中国音协前往湖南张家界一个贫困县“送欢乐、下基层”。那里的场景深深震撼了她：学二胡的孩子很多，有的老师甚至自掏腰包管学生吃住；一个父亲以捡垃圾为生，他的孩子无人督促，静静地坐在窝棚外认真练琴；4岁的小女孩豆豆，睁着大眼睛听她拉琴。当时豆豆的父亲说：“以后你也去中央音乐学院找李仓枭姐姐好不好？”小女孩懵懂却有力地点了点头。令她没想到的是，这个叫豆豆的女孩后来真的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成为县里第一个考上央音的孩子。“那颗当年种下的种子，真的开花了！”李仓枭的眼中闪着光。这次经历，在她心里也种下了一颗“公益的种子”。后来，在获得“拔尖人才”项目经费后，她没有选择去国家大剧院开个人音乐会，而是组建小团队深入湖南、四川、山西等地的贫困县乡，到那里去举办公益音乐会和大师课。“在那种椅子吱嘎响、有小狗跑过的破旧礼堂里演出，比在顶级音乐厅收获的感想更多。”她觉得，把音乐的种子撒向那些有土壤但却可能从未接触过专业音乐的土地，意义更为深远。

舞台下的李仓枭，是个精力充沛的“高能量者”。她笑称自己“好像不用睡觉”，即使在倒时差或熬夜创作后，依然能保持旺盛精力。她的兴趣爱好颇为“野性”：喜欢到京郊爬野山，去广西尝试百米悬崖绳降，热爱一切户外运动和大自然。“我不喜欢宅着的，”她乐呵呵地说，“我喜欢阳光，喜欢高山和大海。”像热爱音乐一样，她热爱生活、乐于体验。这种旺盛的生命力，或许部分得益于川音给予她的“充满弹性的空间”。作为引进人才从北京来到成都工作，她感到幸运。成都是一片能让人“自由生长”的广阔天地，这对艺术家的成长至关重要。

谈及未来，李仓枭认为对她而言，最有意义的是永无止境的探索——向内探索自我，向外探索艺术。她清楚，作为演奏者，生理机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面临挑战，需要付出比以前更多的努力去维持技术水准。但她也相信，艺术修为、生命体验的沉淀会带来新的提升，她希望自己能始终保持前进的姿态。“时代在前进，不进步就是退步。”

结语

采访结束时，后台也愈发忙碌，演出的开场时间临近。李仓枭匆匆与我道别后，又投入到演出前的准备中。看着她娇小却挺拔的背影融入人群，我想起她的话：“真、善、美，是我一生的追求。”

从那个为了“漂亮裙子”而闹着要学二胡的德州女孩，到突破低谷、重新确认热爱的青年，再到如今在演奏、教学、公益中传递信念的艺术家，李仓枭的成长，恰似一首由迷茫、顿挫、转折最终导向坚定与辽阔的乐曲。她的故事，或许起于二胡，但不仅关乎二胡，更体现出独立个体是如何挣脱外在期待，在艺术与生活的土壤里，寻得向内扎根、向上生长的力量。那力量，既柔软坚韧，又光芒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