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曲家吴厚元先生于1980年所作二胡曲《红梅随想曲》，乐曲以歌剧《江姐》主题曲《红梅赞》为音乐素材重新制作而来，是一首从改革开放走来的红色经典作品，传统技法与西方技法相融合，富有歌唱性的旋律将江姐的英雄气节呈现得淋漓尽致。文章将从创作特征、乐曲特征与演奏技巧运用、文化价值三方面探究《红梅随想曲》的内在价值与时代气息，乐曲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无不传承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推动了中国音乐的多元创新发展。

［关键词］《红梅随想曲》；艺术特征；文化内涵

［作者简介］董云（1981—），女，博士，南通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韩蕾悦（2001—），女，南通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南通226019）

一、《红梅随想曲》的创作特征

（一）创作背景

20世纪80年代，中国音乐逐渐走上西方化道路，音乐家们在继承传统音乐的同时开始借鉴学习西方作曲技法，创作思维与手法大胆创新，二胡音乐也迎来了“创作热潮”，一些大型题材作品相继问世，叙事曲《新婚别》《兰花花叙事曲》，协奏曲《红梅随想曲》《长城随想》《音诗》，二胡与乐队《第一二胡狂想曲》等。这一时期推动了二胡音乐创作与演奏的提升和创新，为中国音乐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曲家吴厚元先生1946年11月生于湖北武汉，最早从事琵琶演奏，后专攻作曲，他说：“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是当代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创作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音乐作品是我毕生的向往与追求。”［1］20世纪70年代，末吴厚元先生从“样板团”调入中央音乐学院，原民乐系领导方先生邀请他以歌剧《江姐》的音乐为素材为附中毕业生姜建华创作一首二胡协奏曲，就这样他进入了二胡音乐的创作领域，创作出第一首二胡协奏曲《红梅随想曲》。

改革开放以后，国外的思想及各种文化蜂拥而至，大众开始接受外来思想文化，在音乐领域，一些西方音乐体裁的使用造成二胡音乐多元化的局面，不论是创作体裁、题材，还是创作技法，二胡音乐整体发展从单一性趋向多元性，改革开放这一社会转型为音乐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正因为在这样的情境之下，面对“双文化”现象，我们更要将文化传承的立足点始终放在建立中华文化传承关系的培育上，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发展创新，建立中国传统音乐教育话语。

（二）曲式结构

《红梅随想曲》是一首复合四部曲式结构的乐曲，该乐曲由起部、承部、转部与合部四个部分构成。曲式结构如下图所示。

起部由引子和慢板构成。引子部分节奏较自由，中速，在D调上陈述，开头便出现了乐曲的动机，整体音程跨度较大，旋律呈波浪形，情感十分细腻。这要求演奏者通过快频率的压揉处理长音，在旋律起伏大且音符密集区域要掌握快速换把，将听者代入该乐曲的情境中。第一段为慢板，在C调上陈述，富有歌唱性、抒情性，旋律围绕动机在四个部分的层层递进中逐渐展开，后三部分是由第一部分旋律变奏而来，其中第三部分以稍快的速度将乐曲推向第四部分高潮，与乐队的配合激昂又辉煌。

承部由小快板和散板构成。小快板第一部分先以乐队作为开场，后从D调进入，非常灵巧轻快，两段旋律过后进入第二部分行板，抒情流畅。第三部分转入G调，果断快速地拉出每个音符，与乐队配合十分默契。第四部分转调较多，降B调开始，中间转入G调，活泼而又生动，后转入D调，强烈的气势在连续的十六分音符中迸发。散板转降B调，运用戏曲中拖腔的方式将激愤的情感表现出来，最后一句乐队渐慢为转部旋律做铺垫。

转部由慢板和快板构成。慢板在D调上展开，旋律深情而柔美，渲染凄凉惨淡的气氛，该部分后半段渐慢到回原速，将坚韧果敢的精神刻画得淋漓尽致。快板由乐队进入，与慢板形成鲜明对比，突发、戏剧性地演绎G调上的旋律，转入降B调，刚强有力地演奏主题旋律将英雄气节展现出来，最后连续的十六分音符换把迎来全曲的高潮，充满激情。

合部由慢板和急板构成，在C调上陈述。慢板乐队全奏出主题的再现段，渲染庄重严肃的辉煌画面，刻画出江姐坚定的革命信仰，体现出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与缅怀之情。最后的急板以奋进的速度演奏主题旋律，紧扣主题，气势磅礴地结束全曲。

二、《红梅随想曲》的乐曲特征及演奏技巧运用

（一）唱腔在二胡演奏中的表现

二胡被描述为接近于人声的乐器，歌唱性的特点使二胡代替人声抒发情感或烘托剧情，拉弓的张力配合按弦的力度发出优美柔和或激情澎湃的曲调。二胡声腔化也成为多年来音乐工作者重视的领域，无论演奏什么题材的音乐作品，都应该善于把握这一特点，充分理解音乐作品，将作品与演奏完美结合起来。

《红梅随想曲》这一协奏曲是由歌剧《江姐》的曲调改编而来，歌剧《江姐》的音乐是创作组在系统学习了川剧、婺剧、越剧、杭剧、沪剧、四川扬琴、清音、杭洲滩簧等地方戏曲和民间音乐后，再结合江姐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和从容不迫、外柔内刚的个性特点，经过两年多的打磨，剧本四易其稿，音乐推翻重写的次数更是数不胜数，终于找到了塑造江姐和红岩精神的音乐之魂，才正式出炉的。［2］乐曲中转部的第二部分快板展现了唱腔的运用，二胡演奏的歌唱性旋律与伴奏音型相和，刚强有力、充满激情，演奏者通过对力度、速度的控制赋予长音不断的张力，好似唱出了江姐坚定果敢的信念。唱腔的借鉴与运用使乐曲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与乡土气息，学习并吸收了多种地方戏曲中的唱腔特点与风格特色，二胡声腔化的演绎将乐曲的歌唱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充分展现了地方戏曲与歌剧的巧妙结合，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和诠释。

（二）揉弦技巧的运用

不同频率、幅度、力度的揉弦装载着的情绪情感也有所不同，达到与右手运弓的巧妙配合才能表达出内心真正的情感，这也是二胡这项乐器的独特性所在。《红梅随想曲》中大量地运用了滚揉、压揉等揉弦技巧，揉弦的合理利用为烘托场景氛围、表达人物情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好似歌曲中长音的颤音以润色乐曲，使乐曲不再枯燥无味，所以不同频率、幅度、力度的揉弦都会影响音乐情感的表达。

引子部分整体刚柔相济，内张而外弛，通过亦刚亦柔的准确把握将悲壮豪烈的革命英雄形象气势磅礴地展现出来，开始音5用f的力度激烈的开场，并将力度延续到第二小节高音5上，在此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压揉以确保情绪饱满、气势浩大，彰显出江姐坚定豪迈的气质。到第二小节的长音5要稍弱一点，把握一张一弛的尺度，此时可以用到滚揉技巧，第四小节高音1以快速的压揉配合右手运弓渐强结束第一乐句。在压揉与滚揉的不断切换中表达引子刚柔相济的情绪，每个音符之间紧密连接，有的音符听似柔了下来但情绪却像河流一样源源不绝地涌出，体现出江姐豪迈英勇的坚定气节（部分片段如下图所示）。

起部的第一段慢板情感没有引子那么激烈，整段赋予歌唱性、抒情性，情感在四个部分的层层递进中逐步加深，揉弦大多使用滚揉以呈现旋律柔美流畅的特点，表现主人公江姐柔和乐观的形象，开始音5中弱力度呈现，到高音5开始揉弦，并以前轻后重的方式处理渐强长音，使用迟到揉弦给听者娓娓道来、沁人心脾之感，之后的长音基本都以此风格处理，第二小节2和6加入快速的小压揉来维持中强的力度，再以5同样的迟到揉弦结束该乐句，在第四小节的高八度6给重音，渐强的力度将旋律演奏出来，慢板的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的变奏，由中强推进到强，更富于表情地演绎该部分，第三部分速度的稍快将乐曲推向第四部分的高潮，体现革命者信仰的坚定和宽广的胸怀（部分片段如下图所示）。

（三）表现形式的创新

《红梅随想曲》的起部、承部、转部与合部四个部分，不断地呈现整体构思，在乐段间矛盾对比与层层递进中形成戏剧性发展。配器作为音乐结构布局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考虑到乐段间的连贯性与乐曲的整体性，还要兼顾不同配器所展现的音乐内容与音乐形象，二胡作为主奏乐器，在独立演奏乐曲的同时也要具有贯穿意义。

在起部慢板的第三次变奏中，先由管弦乐队演奏出再现主调，二胡则演奏复调旋律，两者独立且和谐，前呼后应形成和声关系，后二胡渐弱再和乐队演奏同一段上行渐强旋律将情绪带入高潮，这种主奏乐器与乐队的无=衔接和不间断性，具有对比与相织的特点，而且该部分乐队是由弦乐器演奏，增强了旋律的流动性与抒情性，整体呈现出革命者乐观向上、不惧困难的豪情壮志。合部的慢板部分在C调上陈述，是主题的再现段，由乐队全奏《红梅赞》原曲主题旋律，在二胡与乐队的层层呼应中展现恢宏之气，庄严宏伟的情绪在这一刻爆发，散发独奏不能达到的震撼人心的音响效果，赞颂史诗般的英雄永垂不朽的革命精神。

三、《红梅随想曲》的文化价值

（一）红色经典作品展现出的民族精神

《红梅随想曲》创作于1980年，新中国正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日益美好的生活正向人民走来，党和人民将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征程。20世纪80年代中国音乐逐渐走上西方化道路，极大地推动了二胡音乐创作与演奏的提升和创新，为中国音乐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红梅随想曲》以歌剧《江姐》主题曲《红梅赞》为音乐素材重新制作而来，是一首从改革开放走来的红色经典作品，它赞颂的不仅是江姐这一英雄形象，更是歌颂这一时期这一年代党和人民所展现出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族精神和在这样悲惨经历下仍旧奔流不息的民族强大生命力。乐曲中每一个跳动的音符都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痕迹，奏出的旋律讴歌出江姐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事迹，散发出的民族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经久不衰。

（二）多调性转换塑造多样的英雄形象

不同调性演奏出来的情绪有所不同，给观众带来的感受也会有很大差您，西洋调式中大调式给人明亮宽广之感，小调式则带来忧郁低沉之意，二胡弦法的应用与音乐调式、调性呈一致性，具有独特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风格和特色。每一种弦法都有独特的艺术表现色彩，不同的弦法所塑造的音乐形象也具有不同的内容。［3］《红梅随想曲》主要运用了四种二胡弦法do-sol弦（D调）、re-la（C调）、sol-re（G调）、mi-si（降B调），作者通过频繁地转调改变弦法来刻画主人公多样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承部小快板部分主要转了六次调，首先由D调承入，do-sol弦给人明亮宽广之感，快速音型演奏多用弓头音，轻快灵巧，体现主人公朝气蓬勃、坚韧不拔的性格。转入G调，果断地与乐队配合演奏流动的快速音符，在D调的活泼之气上增添了一分果敢。降B调与前部分形成明显对比，mi-si弦适合表现柔和温婉的形象，流畅的旋律体现主人公淳朴风趣的性格特点。随后回到G调活泼生动，再转入D调在层层对比中将情绪激化，最后的C调在乐队的配合下情绪一触即发，为随后的散板做准备。

（三）中西贯通传达的文化传承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领域得到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二胡在这一历史阶段出现了许多大型体裁，如协奏曲、叙事曲、幻想曲等，同时融入了大量现代技法，二胡音乐整体发展从单一性趋向多元性，改革开放这一社会转型为音乐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红梅随想曲》无论是表现形式上与交响乐队演绎，还是歌唱性的音乐主题旋律，都是在中国民间音乐创作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了西洋的文化习俗与创作技法，这样的中西方交融的创新手法极大地推动了二胡艺术的繁荣发展。《红梅随想曲》以中国民族歌剧《江姐》主题曲《红梅赞》为音乐素材重新制作而来，是一首极具民族特色的红色经典作品，它传达的不仅是作曲家吴厚元先生对传承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使命，更是时代赋予的强大的民族生命力。中西贯通所迎来的“双文化”现象，需要我们更好地处理文化传承关系，面对优秀的外来文化，我们在借鉴吸收的同时要将文化传承的立足点始终放在建立中华文化传承关系的培育上，要有选择音乐文化发展方向的自主意识，将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融合到自身传统文化中，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发展创新，建立中国独立的传统音乐教育话语。

结 语

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是作曲家吴厚元先生为当代文艺工作者传达的使命，创作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音乐作品是吴厚元先生毕生的向往与追求。

《红梅随想曲》体裁新颖，运用中西交融的创作手法，同时极具民族特色，乐曲中歌唱性的旋律将江姐的英雄气节呈现得淋漓尽致，频繁的调性转换塑造了多样的英雄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正是这样优秀的音乐作品，推动了二胡艺术的整体多元发展，极大地传承和弘扬了中国优秀民族文化。此外，我们在吸收借鉴优秀外来文化的同时要注重中国传统音乐教育话语的建立与发展，要有强烈的自主意识，重视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的文化主体性，学会创造性地转化传统音乐，努力做到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和阐释。

参考文献：

［1］吴厚元.“民族器乐的创作与发展”系列讨论之二十四民族器乐创作中的新探索［J］.人民音乐,2000(04):16-17.

［2］肖萌音.歌剧《江姐》创作及演唱风格的分析与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8.

［3］林琦.二胡弦法对塑造音乐形象的影响——以协奏曲《红梅随想曲》为例［J］.大众文艺,2011(18):25.

文章来源：当代音乐,2025,(05):6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