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觐文是清末民初中国民族音乐家的关键代表之一，亦是一位深谙传统琴学的古琴家，在古琴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曾写下记载有琴史、琴律、琴学内容的《中国音乐史》，且自制过琴歌《西溪放生新声》，其演奏的《秋鸿》《平沙落雁》等古琴曲以“古朴典雅、苍劲有力”著称。但是，目前学术界关于郑觐文琴学内容的研究并不多，大部分学者研究重点集中于他的大同乐会、音乐贡献和著述成就上。本文旨在梳理学界关于郑觐文音乐与琴学的研究成果，并基于相关史料提出：尽管当前对郑觐文琴学成就的研究相对薄弱，但他在近代琴史上的重要贡献不容忽视。
关键词：郑觐文 琴学 综述 民族音乐
郑觐文作为清末民初的民族音乐家之一，其贡献涵盖民族器乐演奏、乐器改良制作、音乐活动组织及理论著述等多个领域，在古琴、琵琶、箫笛等方面均成就斐然，尤以深厚的琴学造诣为古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今对郑觐文的研究主要呈现两大维度：一是对其生平轨迹的梳理考证；二是对其民族音乐贡献的细致分析，具体聚焦于其创办的大同乐会、著作《中国音乐史》《箫笛新谱》、民族器乐合奏曲创作（如《春江花月夜》等）、笛艺、琵琶技艺和音乐史料研究等方面。对此，乔建中先生曾评价郑觐文为：“20世纪前期，萧友梅是从文献史料对中国传统乐队进行理论研究的第一人，郑觐文则是从乐器改革、乐队编制、曲目创编等方面进行乐队实践探索的第一人。”[1]
一、郑觐文琴学研究之现状
当前学界对郑觐文的研究视域中，国外直接聚焦郑觐文进行研究的资料较少，对郑觐文及其琴学内容进行研究的国家主要是日本；国内成果虽丰但多集中于大同乐会、民族器乐改革及著述成就等领域。由此，笔者初步整理如下：
通过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NationalDietLibrary,Japan），我们总共可以检索到三篇有关郑觐文的文献，其中有一篇期刊论文涉及郑觐文古琴方面的内容，即早稻田大学人文科学研究中心石井理的《鄭覲文の古樂復興と琴學:『中國音樂史』を手掛かりに》（石井理，早稲田大学総合人文科学研究センター,『WasedaRILASjournal』(3)，53-62，2015-10）。值得注意的是，郑觐文的堂弟郑立三早年留学日本，并于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学专业，他还懂琴学和甲骨文。由此推之，该期刊论文得以在早稻田大学问世并非偶然，郑立三的留学经历，很可能起到“桥梁”的推动作用。然而，受限于日本的地域条件，该文未能将郑觐文一些重要的琴学文献纳入研究视野。
林晨在《触摸琴史：近现代琴史叙事》[2]中指出，据《会琴实记》所载怡园琴会“到会签名簿式”记录，郑觐文（48岁，江阴籍，住址为上海爱多亚路江苏水利会）确曾与会。无独有偶，王文章，章华英在《古琴》一书中提到：“周庆云将四川琴人李子昭、吴浸阳、符华轩3人留下来了。与原先在沪的郑觐文继续帮助周庆云编撰《琴操存目》，此书搜集了历代著名曲目855首。”[3]这是发生在“晨风庐琴会”期间的事，能够参加两次如此大型的琴会，可以看出，郑觐文在古琴演奏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且在琴学领域造诣深厚。
许光毅的《谈谈优秀古典乐曲〈春江花月夜〉》（1983）从乐曲分析角度，介绍《春江花月夜》的改编过程、曲名由来、段落内容及演奏特点，提及郑觐文在曲名（《春江花月夜》乐曲）定名和推广中的作用。关于郑觐文先生及其古琴事迹，原文仅有一处简略提及，未作进一步阐述。陈正生的《〈春江花月夜〉的“前世”“今生”》（2018）探讨的是《夕阳箫鼓》《浔阳夜月》与《春江花月夜》的承继关系，指出郑觐文在《春江花月夜》改编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原文对西方小提琴与钢琴两种乐器的论述较多，而关于郑觐文在古琴领域的活动，仅在大同乐会背景下简略记载其“教授琴瑟”一事。这两篇期刊都结合具体乐曲，探讨郑觐文在音乐实践中的贡献，虽在郑觐文的琴事方面有所提及，但讨论重点侧重于合奏曲《春江花月夜》。
许文霞的《郑觐文佚篇〈辟中国无文化可言之谰言〉论考》（2004）介绍郑觐文驳斥萧伯纳“中国无文化可言”的文章，体现其维护中华文化的赤诚之心和音乐思想，该文章丰富了郑觐文思想研究的素材。陈正生的《郑觐文年谱》（2015）以纪年方式详细记载郑觐文一生经历的大事，清晰梳理其在民族音乐领域的活动轨迹，呈现其对民族音乐的卓绝贡献。该年谱是研究郑觐文琴学内容的重要文献依据。经统计，文中“琴”字共出现50次，其中11处是指钢琴、小提琴等西方乐器，其余39处均指代中国传统古琴。陈正生的《郑觐文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贡献》（2017）全面阐述郑觐文在民族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包括创立大同乐会、培养音乐人才、制作和改良乐器、组建民族乐队等方面的贡献。其中就有提到郑觐文研制的“增幅琴”和音量比传统古琴大一倍的“虞琴”。
林媛的《卫仲乐在“后郑觐文时代”的“国乐播音”》（2023）主要论述郑觐文创立的大同乐会在其去世后的发展分支，对比“后郑觐文时代”与郑觐文时代在国乐传播上的差异，阐述郑觐文时代对政要精英的依赖及传播媒介使用的局限性，以及卫仲乐以广播媒介推动国乐大众化传播的情况。该文献提到了《申报》的一手资料：“1927年10月8日，郑觐文再次来到开洛电台演奏古琴”。[4]李昂的《现代性语境下国乐“崇雅”“通古”传统之新声》（2023）主要论述郑觐文的“崇雅”音乐观念和“通古”音乐实践，详细考叙《春江花月夜》的创制过程，分析其音乐形态形成与郑觐文领导的大同乐会“研习”古谱、坚守传统曲性的关系，其中提到一些郑觐文弹奏的古琴曲：《秋鸿》《昭君怨》《海水天风》。
关于民国时期古琴家郑觐文生平与事迹的具体描述，多部文献从不同角度提供了丰富记载。虽然部分书籍仅有只言片语，但亦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首先，吕鹏著《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史学研究》载：“郑觐文曾跟随古琴家唐敬洵先生学习古琴，在长期的习练中形成了古朴、苍劲的演奏风格，擅长演奏《秋鸿》《平沙落雁》《梅花三弄》《水仙操》《胡笳十八拍》等作品。郑氏一生致力于弘扬中国民族音乐，曾仿制多种古乐器，另编著有《中国音乐史》《箫笛新谱》和《雅乐新编》等。”其古朴苍劲的演奏风格与丰硕的著述成果，不仅展现了其个人艺术造诣，更成为后世研究民国古琴艺术的重要文献基石。
其次，洛秦编著《海上回音叙事》通过戴树红的疑问补充了郑觐文对古琴演奏的见解：“郑觐文先生所说的‘窍槛’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没有办法知道。但是联系上下文来看，他是否定学生的评价，说明它不是没有拍子，而是有拍子的，只是你们不懂而已。张子谦先生一听这话当然觉得很满意，感觉我们广陵派古琴在郑觐文这个国乐大师印象里是那么回事。或许有人不懂，会说节奏不准，其实这是肤浅的批评。”[5]郑觐文对“窍槛”的解释，体现了古琴演奏中节奏处理的深层内涵——表面拍子的“不准”或许正是情感表达的独特语言，这种对传统演奏美学的坚守，值得琴人深思。
此外，王晓君著《斜阳半城记上海文化名人》还提到了戴树红的收藏：“戴老还藏有明崇祯帝的宫琴、杭州琴家徐元白修制的‘得守琴’，还有20世纪30年代上海大同乐会郑觐文制的‘增幅琴’”。“增幅琴”能成为戴老的藏琴，既印证了郑觐文斫琴技艺的高超，也反映了时人对其艺术成就的认可，此类古琴不仅是乐器，更是民国古琴文化的活态见证。
可见，相较于学者们对郑觐文在民族音乐贡献领域进行研究的相对丰富，郑觐文在琴学领域的成就尚未得到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以上文献虽对其学琴经历、制琴实践与操缦活动有所触及，但比较零散，缺乏对其琴学思想、斫琴实践及其在古琴传承中所扮演历史角色的系统梳理——不仅专门性学术成果数量稀少，且相关论述多以碎片化形式散见于各类著作、期刊及论文中。因此，系统探究其琴学成就，填补这一研究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必要性。
二、郑觐文琴学研究之评述
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中国社会经历剧烈变革，西方文化强势涌入，传统音乐体系面临严峻挑战。雅乐、琴学等古典艺术因社会动荡和“西乐东渐”而逐渐边缘化。古琴作为文人精神的象征，其传承出现断层，乐谱散佚、技法失传，加之科举制度废除后文人阶层瓦解，琴学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日益萎缩。郑觐文（1872～1935）即活跃于这一“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历史节点，其琴学研究与实践成为挽救民族音乐遗产的重要努力。
郑觐文抚琴图（源自许光毅旧藏）
由图片可知，该图的左侧为郑觐文本人抚琴的照片，图的右侧则详细记载了其出处：“大同乐会创办人，郑觐文先生抚琴遗影，沈仲亲翻摄旧照复印，持赠，许光毅兄纪念，1981年6月”。结合后人对郑觐文弹奏古琴的评价为：“古朴典雅、苍劲有力”，可知，该评价并非空穴来风。
施咏著《江苏文库江苏音乐史》载：“苏州怡园琴会的主要发起人为苏州盐公堂大盐商叶希明。雅好金石，尤喜鼓琴，琴艺受业于谢斐林，与李子昭、史量才、郑觐文、吴浸阳等交往甚密。”结合严晓星著《开卷丛书条畅小集》中“七月二十日晚上，汪惕予约了李子昭、郑觐文等几位琴人到家中叙谈”的记载可见，琴人之间的雅集与交游，历来是古琴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郑觐文的广泛交游，促进了不同琴派间的交流与融合。
除了郑觐文在苏州怡园琴会上的琴事活动，周庆云编的《晨风庐琴会记录》上卷中还记载了郑觐文弹奏《水仙操》的操缦活动，下卷则记录了郑觐文在“琴学问答”中提出的问题，即“问题五则”，并由王夀鹤、徐卓、蔡学善等人作答。有关郑觐文在“晨风庐”的琴事活动，章华英在《民国琴家吴浸阳生平及琴事述考》提到：“九月初九重阳节（1920年10月20日），周庆云又邀请了吴浸阳、李子昭、彭祉卿、郑觐文、沈伯重等，在‘晨风庐’寓所又举行一个小型雅集，吴浸阳和郑觐文表演了琴瑟合奏《鸥鹭忘机》”[6]
郑觐文先生在造琴的选材上也有敏锐的洞察力。严晓星在《近世古琴逸话增订本》中提到：“郑觐文曾在上海爱俪园担任古琴教师。有一年爱俪园内部拆迁，在地下发现了一具几百年前的楠木棺材，烂得仅仅剩一点木心，滋浆早已失去了，是造琴的最好的原料。郑觐文命人将木料收拾起来藏好。大家对这不值钱的枯木的去向，都不曾留心。”[7]他人眼中不值钱的“枯木”，郑觐文却将其视若珍宝，甚至“藏好”，这一细节可见郑觐文对琴材的敏锐洞察，古人云“良材出佳琴”，这种对材料的珍视与利用，恰是斫琴艺术中“物尽其用”的智慧体现。
韩子勇的《中华瑰宝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工艺美术展作品集》指出：“晚清以降，随着西方音乐的大量流入，古琴面临着濒危的境况。民国古琴随着古琴艺术的式微而丧失斫制的传统……一些著名的琴人开始参与斫琴，如杨时百、郑觐文、徐元白等。”[8]这一时期琴人参与斫琴的现象，郑觐文等琴人的实践，为传统斫琴技艺的延续注入新的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大同乐会郑觐文传人许光毅先生简谱今译整理的《古琴秘谱遗存》一书，将郑觐文曾弹奏过的许多古琴谱译为简谱，让那些不懂古琴谱的人也能够感受甚至弹奏古琴曲的旋律。该书分为上、下两卷，收录了总计98首珍贵琴谱，其中涵盖郑觐文生前常奏的琴曲，如《秋鸿》《胡笳十八拍》《水仙操》等曲目，是了解郑觐文琴曲题材等方面颇为全面的一本著述。
此外，由郑觐文著、陈正生编的《郑觐文集》[9]，是研究郑觐文琴学理论的重要文献。该书不仅收录了郑觐文的主要著作，还包含陈正生对其音乐思想的补充与评述，具有重要价值。其中，郑觐文在《中国音乐史》的“琴学”章节中，为阐明古琴在中国乐器体系中的崇高地位，明确指出：“琴为理性乐器，居最高之品。”
最后，关于郑觐文琴学研究的重要文献，除其本人的《中国音乐史》外，尚可参考以下资料：周庆云编《晨风庐琴会记录》、王文章与章华英合著《古琴》、俞冰《古琴书图考》、林晨《触摸琴史：近现代琴史叙事》、许光毅《古琴秘谱遗存》以及郑觐文著、陈正生编《郑觐文集》等。此外，章华英《民国琴家吴浸阳生平及琴事述考》等研究，亦为理解郑觐文及其时代琴学背景提供了重要补充。
综上所述，郑觐文作为清末民初古琴文化的关键人物，其一生交织着对传统的守护与创新。他不仅以个体实践填补了清末民初古琴式微期的传承空白，更以多维度的艺术探索，为后世留存了从演奏到制作、从理论到交游的鲜活文化样本，其精神与贡献，至今仍在古琴艺术的传承脉络中回响。
三、结语
基于郑觐文先生深厚的琴学造诣，加之丰富的文献资料传世，其琴学领域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学术空间。尽管郑觐文作为清末民初重要的古琴艺术家，在琴艺传承、琴制改革、琴学理论构建及琴乐实践方面均有开创性贡献，但学界对其琴学领域的关注远逊于其在大同乐会、民族器乐合奏和著述等方面的成就。现有涉及琴学的研究多呈碎片化，散见于各类文献中，缺乏对其琴学思想体系、古琴演奏美学、琴制改革理念及其在近代琴史中地位与影响的专深、系统研究。
郑觐文作为清末民初的古琴家之一，深化其琴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系统发掘与阐释郑觐文的琴学成就，不仅能够填补近代琴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客观评估其作为琴学家的历史地位，更能深刻理解其在“西乐东渐”与文化转型背景下，对古琴艺术进行的“传统现代化”探索。其“稽古与改造并重”的实践路径，为解决“文化本真性”与“创新性发展”这一当代非遗保护与传统文化传承的核心命题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思想借鉴。因此，亟须整合琴学、音乐史学、文献学、乐器学等多学科方法，对郑觐文琴学思想、实践及其历史脉络展开系统研究，以期构建完整的郑觐文琴学研究体系。
参考文献：
[1]乔建中作，当代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系列乔建中文集国乐新说,上海音乐出版社,2023.05,第120页.
[2]林晨编，触摸琴史近现代琴史叙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09,第25页
[3]王文章，章华英.古琴[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8页.
[4]《开洛公司无线电播音节目》，《申报》1927年10月8日，第17版.
[5]洛秦.海上回音叙事[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04,第74页.
[6]章华英.民国琴家吴浸阳生平及琴事述考[J].中国音乐,2024年,第4期,第139页.
[7]严晓星.近世古琴逸话增订本[M].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22.04,第110页.
[8]子勇.中华瑰宝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工艺美术展作品集[M].文化艺术出版社,2022.04,第88页.
[9]郑觐文,陈正生.郑觐文集[M].重庆出版社,2017.07.
来源：乐器,2026,(02):4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