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当代古琴文化变迁中的“文人性、社会性、现代性”为分析框架，认为传统士阶层的瓦解导致琴人身份失序，资本与权力对文人特质的征用与消费，使古琴从“修身之器”异化为文化消费符号；古琴的“礼制基因”与当代“俗世规则”形成结构性矛盾，使其在公共性扩张中陷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博弈；时空分离与“脱域”效应割裂了古琴与传统语境的关联，技术中介与制度规训催生“自反性实践”，传统文化连续性被符号化重构。在文人性坚守、社会性开放与现代性调适的动态平衡中构建“流动的传统”是对应当代古琴文化变迁的必要理论路径。
关键词：古琴；文人性；社会性；现代性
在前人对古琴当代传承与发展的相关研究中，“危机论”“发展论”等学术观点及主张均时有显现，这与当下古琴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及观察者的不同视角与立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整体视角来看，古琴文化在传统与现代语境下的主体身份转移、社会属性差异，以及内在文化机制变革，从不同层面显现了我国古琴文化变迁的过程，也共同构成了当代古琴文化叙事的逻辑构架。本文就古琴文化变迁中的“文人性”“社会性”“现代性”等问题分别进行分析、讨论，以期挖掘当代古琴文化变迁中矛盾与冲突的内层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
一、文人性：传统身份的解构与当代转移
“琴人”，字面意思就是“弹琴的人”，但是如果要带有一种象征与意义的关联，将古琴视为“小众文化”“精英文化”，并将古琴音乐视为“文人音乐”的代表，那么“琴人”这一称谓则更倾向于特指有“文人气质”“文人精神”“文人风骨”的弹琴之人，这也是“琴人”二字在众人眼中之所以“厚重”的原因。实际上，将古琴音乐纳入“文人音乐”是一种经历了文化认同的历史结果，对当下古琴音乐文化“文人性”缺失现象进行的批评与反思则是一种对现状的担忧和对未来的期待。如此，“文人”便成了“琴人”这一称谓的内在隐喻或身份指向，而“文人性”则对琴人的琴学实践在艺术品格与文化内涵上提出了要求，也使得“琴人”这个称谓在意涵上并非只停留于“弹琴的人”。荣鸿曾著有《中国最后一代文人──蔡德允的琴、诗、书与人生》[1]一书，在记述香港琴人蔡德允一生的同时，也探讨了文人传统在当代社会的失去，可见作者对“文人”与“琴人”、“文人性”与“古琴文化内涵”之间密切关联的理解。
既然“文人性”被视作古琴文化的核心特质并得到广泛认可，那么，该如何看待古琴的“文人性”特点？尤其在当代社会，“文人性”这一特质及其缺失又该如何解读？关于对“文人”的理解，赵瑶丹在其《宋代文人与民间文化——以谣谚的传播为中心》一文中提出：“文人，是一个有一定的思想和见识，能明确表达思想、观点的群体，是一个可以实现较广范围的相互交流，与官僚阶层交叉并能同官方沟通的群体。除此之外，又与‘民’有着水乳交融、千丝万缕的联系。”[2]李春青在其《“文人”身份的历史生成及其对文论观念之影响》一文中提出：“‘文人’作为‘士大夫’的一种衍生身份，则以‘个人情趣合法化’为指归，维护着‘文统’的独立性，目的是拓展个体性精神空间，获得心灵自由与美感享受。‘文人’不是一个社会阶层，
而是一种文化身份。”[3]余英时则在其《士与中国文化》中进一步提道：“在理论上，知识分子的构成条件已不在其属于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如‘封建’秩序下的‘士’，而在其所代表的具有普遍性的‘道’。”[4]由此可见，前人对于“文人”的理解经历了群体阶层、文化身份到文人之“道”的逐渐深入，基于儒、道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据此而成长、形成的文人群体不仅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更是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的理想典型。
由上述观点，我们可以就“文人”的“文人性”特征进行粗略归纳：1.注重个体思想情感表达与个人审美体验，无论诗词歌赋还是琴棋书画，具备相关能力及自由的个人表达是其保持文人个性及能够进行文人往来交流的最底层前提；2.与“民”关系密切，能够与“官”沟通，却又在阶层与身份上同两者相区别，从而实现其精神层面的独立性；3.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文人有正心修身以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愿、理想与抱负。与此相仿，首先，琴人以弹琴自娱来咏物言志，表达个人情怀，实现个人审美与生命价值；其次，琴人以琴作为文化符号来与其他文化群体进行区隔，形成独立个性与小众群体，但也能够在国家在场与民间教化传承方面起到连接作用；最后，从历史上看，琴人群体以琴乐修身养性、治国兴邦的思想屡见不鲜，在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遭受西方冲击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时期的琴人经历着从传统文人向近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虽然从以往精英文化的代表转向民间，但琴人群体通过复兴琴乐来以雅医俗、抵御西学、恢复传统、匡扶社稷的呼声仍不绝于耳。如《晨风庐琴会记录》[5]中“徵集琴会启”中提及“元音不作、雅乐将沦，深识之士以为音律之盛衰系乎人心之邪正”，需要各家琴人“各奏尔能，古调重弹”，“引觞刻羽，共扶大雅之轮”。正如“文以载道、乐以教化”，也正是因为这些表现，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理解中，
“琴人”已经从“乐工、乐师、音乐家”等概念中分别出来。他们不为琴而琴，不为乐而乐，而是为了自我精神与生命价值的表达与实现，这其中也体现了“为己”和“为人”的世界观；或者说，他们对遵循琴人之“道”与文人之“道”有一种源自身份与世界观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1]荣鸿曾：《中国最后一代文人──蔡德允的琴、诗、书与人生》，黄树志译，香港三联出版社，2021。
[2]赵瑶丹：《宋代文人与民间文化——以谣谚的传播为中心》，《民俗研究》2014年第1期，第88页。
[3]李春青：《“文人”身份的历史生成及其对文论观念之影响》，《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第200页。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107页。
[5]周庆云编《晨风庐琴会记录》，1922年刻本。
那么，在当下古琴文化发展过程中，屡屡被人诟病的“文人性缺失”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近代以来，国家社会经历多次巨变，传统文化空间失去，外在话语强势介入，传统文人阶层不复存在，现代知识分子与权力相分离，琴人成为社会普罗大众的一部分。大众文化、市场规律、国家话语、全球化与现代化趋势等等都成为改变琴人琴学实践方式、观念与目的的外在强势力量。更多时候，所谓“文人特质”与“文化传统”成为某些外在话语力量的“利益资本”而或被征用或被消费。在这种环境下，琴人个人情怀表达与审美体验的自由度及所在文化环境受到干扰与限制；古琴成为服务当代大众文化生活的内容之一，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文化区隔”与“文化引领”的作用；源于专业学习、消费娱乐、文化资本宣传与其他功利目的的古琴文化认知与传播成为主流，所谓“为己”“为人”的文人之“道”与琴人之“道”的核心意义面临逐步削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琴人在当代社会同样成为资本对象，诸多看似以琴人为核心的实践活动实际上只是将琴人作为“符号”“演员”甚至“产品力”来看待和利用。在外界力量的影响下，诸多当下琴人、琴社的琴学实践在形式与目的上已经与传统琴人琴学实践相去甚远：古琴水平低劣却又拿古琴“争名夺利”者大有人在；各级非遗传承人选拔中，琴人彼此矛盾冲突加剧；传统琴社名存实亡，个人琴社彼此独立自成一家；不少相关活动成了“歌功颂德”“老生常谈”而缺乏建设、发展的实质；琴人打谱互不买账甚至相互排斥的现象屡见不鲜；传承人的级别成为授课收取课酬和参加演出活动级别高低的依据；古琴的炒作与价格虚高已经见怪不怪。但是，将当代古琴文化中的“文人性缺失”问题仅仅归咎于琴人群体显然是偏颇且不合理的，僵化地要求在当下现实环境中完全恢复传统的文化空间也是不现实的。历史传统的发展变迁受到社会维护或
变革、个体坚守与创造的共同影响，三者需要在流动、变化的历史行进中寻找彼此的平衡。在当今社会环境中，古琴文化中的“文人性”特征更多地以标签化、资本化的方式被征用或利用，但仍然由此可见人们对古琴文化“文人性”特征的期待与向往，以及那些部分仍在力图保持和坚守古琴文化传统的琴人的珍贵。或者说，古琴文化中的“文人性”特质并没有失去，只是被外在强势话语挤压至边缘化，或者被政治及经济的力量进行了分解，从而在社会文化生态中出现了“失衡”“失语”现象。
与“文人性”问题相关，有部分学者从“文人琴”“艺人琴”的角度来梳理琴史或表达提倡“文人琴”的观点。将“文人琴”及“艺人琴”作为不同脉络线索进行历史叙事无疑是可行且必要的，但就当下及古琴未来发展而言，笔者认为并不适合以“文人琴”和“艺人琴”作为讨论的出发点，因为今天的琴人在文化身份上失去了古代琴人文化身份的稳定性，已经表现出多种场域下的多重身份及相互转换的特点。所以，以这种“二元对立”的固化思维来看待和评论古琴风格或发展方向是偏颇与错位的。传统话语下“文人性”的消解不仅是琴人个体的身份危机，更映射出传统文化在现代性冲击下的普遍困境。当我们将目光从琴人群体转向更广阔的社会场域时，古琴文化在“礼”与“俗”之间的张力将进一步显现。
二、社会性：礼俗张力下的古琴文化生态嬗变
不少人对于古琴文化的认识定位于文人“自娱”，强调其“非社会性”而排斥“社会性”的一面，认为正是“社会性”因素造成了当下古琴文化的“乱象”，要回归古琴传统，就应当远离“社会性”因素，回归个人精神世界。对此，笔者认为，古琴无论是作为一件“乐器”，还是“道器”“礼器”，自其出现之始，“社会性”就已经成为古琴文化的特征之一，并且无论是传统还是当下，无论文人阶层存在或消失，古琴文化主体始终无法脱离“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尚书》载“舜弹五弦之琴，歌南国之诗，而天下治”，《吕氏春秋•古乐》载“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桓谭《新论》载“（神农氏）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诸多关于古琴起源的传说均体现了人们对天下安定、和谐发展的强烈意愿。在对古琴的传统认识中，关于古琴五弦之五音象征了君、臣、民、事、物五类社会阶级，而文王、武王所增二弦则象征君臣和合之恩的说法，从形制定弦上也突显了古琴的“社会性”意义。古琴从最初的众人皆可弹琴，到后来对琴人群体的身份有了严格的阶层要求，以致赵希鹄在其《洞天清禄集》中提道“道人弹琴，琴不清亦清，俗人弹琴，琴不浊亦浊，而况妇人女子倡优下贱乎”，不但完全将古琴作为群体分界的标志，而且表达了群体阶层的差别，将古琴的“社会性”进行了阶层固化。就琴曲而言，《潇湘水云》《广陵散》《昭君怨》《酒狂》，甚至是佛曲《普庵咒》，哪一首不是琴人以琴曲来投射内心与社会之间的牵连与羁绊？而苗建华关于“古琴主要作为礼之工具、道之工具、佛之工具在传统古琴美学思想中存在、发展”[6]的说法，更加说明古琴的发展是在“社会性”的不同层面多向进行的。在近代社会，尤其是在民国时期，部分报刊中频繁报道了古琴参与的各类社会活动。以上海《申报》为例，其中记录了大量古琴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新闻报道，具体如各种背景下的纪念会、接待会、音乐会、讲习会、赈灾活动、游艺会、典礼仪式、歌舞会、文艺展览等，社会乐社乐团及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中的古琴艺术实践开始越发显现其娱乐性、商业性、专业性、教育性等特征。[7]例如《申报》1921年6月19日第11版刊载的《城东女学》一文中提及音乐会中出现的“有中西音乐、中西演剧、古琴、凡哑铃，各女士当场书画，种种新式跳舞”[8]。这一场面中，女校、中西文化、乐器、新式舞蹈等元素共同构建了现代学校教育空间中的一个场景，而这种场景在《申报》琴学史料下半部分中则比比皆是，并且一同形成了近代上海学校教育的发展过程。对于现代社会中的古琴实践，乔建中则以《现代琴学论纲》[9]一文将琴学研究的论域扩大，例如古琴在专业教育、新创作、舞台表演、多种记谱法、专业研究机构、曲谱整理出版、琴事调查、学术会议、唱片出版等方面均已成为区别于“传统琴学”的新论题，而这些新论题的出现则源于现代古琴社会参与方式、深度及广度的极大改变。至于古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性，由上可见，“社会性”特征一直都存在于古琴发展的各个时期，它不仅是古琴文化的一部分，甚至也曾作为古琴文化变迁的推动力而存在。
古琴“社会性”的存在既是客观事实，也是古琴在人类社会生存发展所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社会性”一方面能够促进古琴发展，丰富古琴艺术实践的内容及内涵；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社会性”的过于强势、喧宾夺主，也确实危害了古琴传统的延续。纵观古代社会的古琴文化事项，我们可以从其内部探寻和发现其中的“社会性”因素，即“社会性”因素是塑造古琴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也是那个时代古琴文化可以表达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的琴人、琴曲、琴事、琴学思想，与社会文化环境共同建构了一个稳定的古琴文化生态。但是，这个传统生态结构在现代社会显然已经发生了改变。如果说古代社会的古琴文化变迁是一个古琴的文化认同趋向集中、文化表征逐渐明确的过程，那么古琴的现代认同及文化表征正在从集中走向分散、从明确走向模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今天的“社会性”因素融入古琴文化传统的内容是极其有限的，反过来，古琴文化传统被分解且融入当代城市社会的各个场域却是快速而猛烈的。历史传统与现代化变迁将社会构建成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交互式结构，在这样的社会空间下，一方面，古琴文化一如既往地服务于文化主体所需要的自我身份塑造；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场域的多重结构也使古琴文化主体经历着更为复杂的选择和更多重的身份。这种复杂性和多重性使得现当代古琴文化发展看似声势浩大，实则话语核心从古琴传统内部转移到了外部社会力量，也即围绕在古琴周边的各种权利与资本所建立的社会文化生态更多地只是为了服务和壮大其自身。在这个新的生态系统里，从隐喻的角度讲，古琴可以是A，可以是B，也可以是C，但决定古琴可以是什么的力量并不来源于古琴自己。从“传统琴学”对“律、调、谱、器、曲、论”的研究到“现代琴学”中“消费、政策、权利、空间”等现代话语的介入，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古琴文化实践在内容与范畴上的巨大变化以及关于古琴文化叙事逻辑的转移，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实现上述改变的力量实际上来源于共性的“社会性”因素。
[6]苗建华：《古琴美学思想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第33页。
[7]详见胡斌：《城市与传统：从〈申报〉琴学史料看近现代上海城市社会与古琴文化的结构过程》，《音乐艺术》2021年第4期，第40-47+4页。
[8]《城东女学》，载《申报》1921年6月19日第11版。文中“凡哑铃”为violin音译，即小提琴。
[9]乔建中：《现代琴学论纲》，《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第4-9页。
各种名利相关的社会话语为古琴文化实践制定了不可逾越的行为标准和游戏规则，而这些标准和规则也逐渐影响了古琴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社会制度、环境、生态、结构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情况下，在仍旧以古琴文化传统传承与发展为核心目的的前提下，当下的“社会性”因素需要怎样做才能避免“喧宾夺主”？权利与资本的力量怎样才能真正为古琴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支持和服务？这其中文化部门应当如何进行监管和引导？反过来，古琴文化传统又可以通过何种方式来对当下“社会性”因素中浮躁、多变、纷乱的部分起到净化和凝聚的作用？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对古代与当代古琴文化中的“社会性”内容进行文化属性上的分析。前文述及，在古代社会，“社会性”因素是形成和塑造古琴文化传统的重要源泉之一，而其塑造的方向与结果都指向了形而上的“礼”与“道”，形成了符合民族、国家语境的理想型传统，这也是古琴能够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代表的重要原因；而当代社会中对古琴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性”因素，却是将方向与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引向了形而下的“俗”。这里的“俗”不是一种贬义，而是一种从社会大众发展起来的符合民众意愿或利益的现实型规则。从当下状况来说，我国的古琴文化发展明显地正在经历着两种社会传统与规则的各行其道与相互利用，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矛盾冲突”的眼光来看待两者的关系，因为两者在当下的并存与力量角逐是不可改变的，“危机论”并不能真正揭示和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在前人学者的不少文论中都提及中国社会的“礼俗关系”，其中不乏对礼俗二元对立观的批评，以及相互建构、改造、调整、寻找两者之“同”的主张。与此类似，无论是“鸣琴而治”，还是将古琴视为“红木家具”一般的大众玩物，两者力量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而是需在公共参与中构建“文化契约”——以制度保障文化本真性，以体验激活大众认同感，使古琴成为勾连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的“文化导体”。
三、现代性：时空断裂与古琴文化的自反性实践
从古琴“文人性”缺失或被边缘化、“社会性”对古琴文化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不同影响可以看到，在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发挥着作用。这种力量不仅使我们的制度、文化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了秩序上的改变，也使我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从宏观上来说，这种力量不仅制约着古琴文化的发展，其实对所有的传统文化都在产生着不可逆的影响。在我们观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巨大鸿沟时，“现代性”这一概念为我们解释当代社会多重外在强势话语如何对古琴文化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这一现实问题提供了积极有效的理论视角。
[10][美]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
吉登斯在其《现代性的后果》[10]一书中将“现代性”界定为“一种特殊断裂”，并提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吉登斯认为，在传统社会里，时间与空间一直都是相联系的，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的基础则是“时空分离”；因为时空的分离，产生了“脱域”现象，或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即社会行动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提取出来，并在无限的时空范围不停地再度联结、重构，诸多领域从个人的经验中脱离并符号化，成为专家系统的专门技术领域；“时空分离”与传统行动经验的“脱域”和“重构”又导致社会实践在新的时空结构中不断用新的知识经验来改造自身，出现了“自反性”（反身性）现象，即主动地不断改变自己，从而丧失了源于传统社会的稳定感。就当下的古琴文化发展而言，古琴的存在方式、琴人的生活形态、琴事的功能价值，在内在机制的意义上与过去产生了一定的断裂，古琴的个性化色彩被社会普遍性遮盖。历史虽然从未停歇，但古琴传统的连续性已经被打破，“时空分离”“脱域”“反身性”等推动“现代性”的动力来源在现代古琴文化发展机制中表现得越发明显。
古琴文化中的时空观在诸多诗词文献中均有体现。唐代琴人司马承祯《答宋之问》中云：“时既暮兮节欲春，山林寂兮怀幽人。登奇峰兮望白云，怅缅邈兮象欲纷。白云悠悠去不返，寒风飕飕吹日晚。不见其人谁与言，归坐弹琴思逾远。”唐代诗人王维《竹里馆》中云：“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正是有了“时暮”“奇峰”“深林”“明月”等时空意识的交织与共同塑造，“弹琴”才既能表达个人情怀又能衍生出对人生、自然、历史及宇宙的深沉慨叹。只是到了现代社会，时间和空间与弹琴之间的联系似乎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极端的比喻如音乐学院里琴房的排“琴点”，什么时间和在哪个房间练琴并没有直接关系，能否获得“琴点”只是取决于教学“资源”是否处于可利用的状态，传统的时空观成为舞台化或商业化的符号被一再演绎。在“脱域”的概念下，由“深林—明月—弹琴”构成的整体意境被打散，结构被破坏，“弹琴”不必一定要在某个特定“时空”下进行。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技艺或知识体系，古琴可以以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的方式参与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时空进行无限重构，由此出现了当代琴人在文化身份上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以及当代古琴文化实践在社会性层面上的礼俗冲突。古琴的“脱域”使其可以自由地穿梭往来于各个社会文化场域，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体验和认知，而这种新的认知经验又使古琴文化主体及其琴学实践在不断的观察和反思中进行认知与行为的不断互动、改变与新的尝试，由此出现“现代性”中的“自反性”特征。如古琴与流行、非遗、专业、商业等话语的结合，都促使古琴文化群体主动或被动地进行着不同程度的重新理解与文化选择。古琴传统与现代话语相结合产生的多种可能性成为当下古琴文化群体对古琴进行当下意义认知的直接参考，诸多看似“古琴文化复兴”的实践与操作经常处于一种“文化模拟”或“文化表演”的状态，看似是对传统的强调，实质是以现代话语强调传统的方式来建构现代。
城市的高速发展、社会的快速变革、生存环境中核心话语的不断转移，让古琴的传统信仰显得无力而渺小，其稳定感的丧失不只是源于人们对古琴认知与实践标准的模糊，更源于现代社会的制度、秩序、规则的总体变革。因此，单纯及片面地说古琴文化危机源于古琴文化主体、古琴事项本身，或归咎于大众文化消费、社会的浮躁等都是未及深入的。当微观领域被入侵，个体生活色彩被弱化，一切被纳入普遍性制度，主体性自有价值必然受到影响和损害。为了补救“现代性”危机，吉登斯在其《现代性的后果》《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11]等著作中阐述了3个构想，学者罗诗钿撰文《吉登斯的“时－空秩序”与现代性逻辑》[12]对此进行了归纳：1.通过“现代性的现象学还原”重建社会团结和自我认同；2.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脱技能化与再技能化”回归“生活世界”，重拾“价值理性”；3.从“解放政治”转到“生活政治”使现代性制度更加民主化。简言之，即通过时空关系重构，将普遍性制度与社会大众进行有机联结，实现“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统一，以“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的方式进行平等交往，使现代社会具有生活情调及人性关怀，提高人们对现代性抽象体系的信任。究其核心点，即在不可逆的现代化进程中尽量维护并实现个人内在体验的回归。就古琴而言，其文化发展自身固然有其内在机制，但在社会“现代性”发展的历史洪流面前，如何将宏观机制与微观机制进行整合重建并制定相应发展策略，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下山林雅集的在地性复兴正是希望通过重建时空仪式强化空间与琴声的共生关系，社区书院共建中的古琴场所也体现了私人操缦与公共教化的融合，抖音等新媒体语境下的古琴教学与多样化传播实现了当下青年群体日常生活中的古琴技能再嵌入，这些古琴当代实践均体现了“现代性”特征，但也为受众“触动心弦”埋下了伏笔。
[11][美]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2]罗诗钿：《吉登斯的“时－空秩序”与现代性逻辑》，《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27-34页。
结语：在“流动的传统”中建构当代古琴文化认同
古琴文化的现代转型，本质上是文人性消解、社会性重构与现代性冲击三者交织的复合性进程。文人性消解映射了士阶层瓦解后的身份真空，社会性嬗变折射出礼俗张力的结构性矛盾，现代性冲击则揭示了时空断裂对文化连续性的撕裂。三者并非孤立存在：文人性的式微削弱了古琴作为价值载体的精神内核，使社会性场域更易被资本与权力殖民；而现代性制度对传统时空秩序的颠覆，又加剧了文人性重构的难度，形成了文化认同的缺失与转移。古琴的现代命运，实为所有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缩影，其出路不在于复刻传统或全盘革新，而在于构建“流动的传统”——既承认现代性断裂的不可逆，又以创造性转化缝合历史与当下。最终，古琴文化的存续密码，或许正藏匿于“流动的传统”的“动态平衡”之中：当文人性的坚守与社会性的开放彼此制衡，当现代性冲击被转化为自反性创新的动力，古琴方能挣脱“传统—现代”的二元枷锁，在断裂处生长出新的文化根系。
当代古琴文化认同的建构，本质上是传统基因与现代性逻辑在“流动的传统”框架下动态博弈的过程。这一过程既非对传统的简单复刻，亦非对现代性的被动屈从，而是通过文人性坚守、社会性开放与现代性调适的有机互动，在断裂与重构中激活传统文化的自反性潜能，最终实现文化认同的创造性再生。传统基因的适应性转化使“琴以载道”精神在现代公民社会中获得新的表达空间。正如布迪厄所言，文化资本的意义在于其符号的流动性——古琴的“修身”功能被重构为缓解职场焦虑的心理疗愈工具，传统文人“为己而琴”的私密性升华为公共场域的价值共识。古琴文化认同的建构须直面礼制基因与俗世规则的冲突，在传统与现代的协商场域中，古琴既非完全屈从于流量逻辑，亦非固守原教旨主义，而是通过规则博弈形成动态平衡，文化认同在公共参与中被重新锚定。现代性冲击下的时空断裂迫使古琴文化主体进行自反性实践，并印证了传统并非既定结构，而是通过实践不断再生产的过程。当古琴不再依赖实体琴器或山林雅集，而是以数字符号形态在虚拟空间实现“传统的超真实传承”时，古琴的传统文化认同已跨越物理边界，在交互体验中被重新编码；当现代琴人保留“依字行腔”传统的同时融入现代和声，以“传统的陌生化”引发听众反思“何谓真正的古琴精神”时，这种“批判性怀旧”区隔了浪漫化复古，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在此转化为文化自觉的动力。
古琴文化认同的存续，不在于固守某种原初形态，而在于能否在流动的传统中，持续回应“何为琴道”的本质追问。在“流动的传统”中建构当代古琴文化认同，是整体意义上传统文化应对古今断裂的微观实践。我们需要通过批判性实践，使传统基因在现代语境中持续获得意义阐释的可能。
文章来源：音乐探索,2026,(01):112-118.DOI:10.15929/j.cnki.1004-2172.2026.0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