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湘籍琴人李静旧藏有“飞泉”琴一张，曾被杨宗稷誉为鸿宝。现今故宫博物院与湖南博物馆各存一张“飞泉”琴，旧藏主均指向李静，故学界对两张“飞泉”琴的真伪和流传问题出现了分歧，十余年来未见定论。本文旨在结合各类史料与掌故，重新梳理两张“飞泉”琴的流传过程，并分辨其真伪。
[关键词]李静；飞泉；古琴
引言
民国甲子（1924）冬月，九疑宗师杨宗稷在其《藏琴录》卷末记道：
李君伯仁所藏“独幽”及“飞泉”，锡君宝臣藏“大圣遗音”……池下皆有印方二寸，“玉振”二字丝毫不爽。西园主人因“大圣遗音”“玉振”印上有印方寸“困学”二字，定为鲜于伯机印，或“玉振”亦鲜于氏印也。“独幽”旧藏衡阳王船山先生家，为人所得，李君又从其人得之。“独幽”池内刻“太和丁未”，“大圣遗音”刻“至德丙申”，“飞泉”外刻“贞观二年”，皆鸿宝也。[1]402
杨氏这段话便是“鸿宝”三琴说的出处了，文中提到的李伯仁（静）正是其弟子，彼时独拥“飞泉”与“独幽”两张“鸿宝”的湘籍琴人。
有关李静的家世生平，黄鹤《湘籍琴家李伯仁研究》[2]和章华英《民国琴家李静琴事探微——兼及两张传世“飞泉”琴的考辨》[3]二文中已有详述，不烦再叙。至于李静所藏两张鸿宝的最终归属，郑珉中先生在其唐琴研究的系列文章中曾多次提道：“飞泉”琴（见图1）于1944年末为管平湖弟子程宽购得，并于1979年夏捐赠北京故宫博物院（下文简称故宫），而“独幽”琴则存于湖南省博物馆（下文简称湘博），此说数十年间并无异议。
一
2005年夏秋之际，湘博延请李美燕对该馆的全部藏琴作了系统性整理研究。随后，李美燕发表了《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琴之考辨与研究》一文，[4]首次提及湘博存在另一张可溯源至李静名下的“飞泉”琴，并且其全部铭刻均同故宫“飞泉”（见图2）。
不过李美燕对这张新出的“飞泉”琴似乎并不看重，仅以寥寥数语带过。在将其与故宫“飞泉”对比了铭文新旧、刻工、漆色等特征后，给出了“仿制伪作的可能性颇高”的看法。
图1.故宫藏“飞泉”琴[5]
图2.湘博藏“飞泉”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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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宋“飞泉”凤势式古琴，湖南博物馆藏，由孙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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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十余年间，陆续有学者发文，对李静旧藏“飞泉”琴的最终归属，即两张“飞泉”的真伪做了一番考论。刘岐荣于2014年发表的《唐琴与两张“飞泉”琴铭刻之辨识》，[6]从两张“飞泉”铭刻的早晚入手，推论故宫“飞泉”为真而湘博“飞泉”为后仿，观点与李美燕基本一致。2019年，孙嵩与王宜飞合作《关于湖南省博物馆藏唐琴“飞泉”的再认识》一文，[7]称湘博现存原始档案可证明其“飞泉”琴确系李静旧物，并且还通过技术手段，发现该琴池腹有“古吴王崑一”的重修墨款，与《今虞琴刊》的记载相符，不过两位作者对湘博“飞泉”铭文为后刻的判断与李、刘一致。待到2022年，王宜飞、孙嵩又发文《再论“飞泉”琴的流传》，[8]提出了与旧论迥异的新观点，即湘博“飞泉”铭文为旧刻，而故宫“飞泉”或系民国时张虎臣摹刻自湘博“飞泉”。2024年，章华英发表了《民国琴家李静琴事探微——兼及两张传世“飞泉”琴的考辨》一文，见解与孙、王二人略同，但就张虎臣作伪的对象则与二人看法相反。就此，故宫“飞泉”非李静旧物之说甚嚣尘上，其历经百年的鸿宝之名也已危如累卵。
二
2011年8月初，笔者在湘博的第一次古琴特展上看到了这张凤势样“飞泉”，其规制高远，一望而知为北宋前期物，惟葺治略嫌草率。展出时琴为平置，琴底铭文未见，馆方简介中虽有“飞泉、贞观二年、李静旧藏”等字样，然因旧琴同铭的情况洵属常见，故仅是默记于心。
次年冬，笔者向郑珉中先生谈起对故宫“飞泉”琴的年代疑问时，顺带提起了湘博这张“飞泉”。先生详询了细节，但明言不知其来历。不过借此话题，先生又将故宫“飞泉”琴的流传始末解说了一遍，部分为其旧文中隐去的细节，笔者做了记录，今转述其大略如下：
李静赠女“飞泉”琴是作陪嫁之物，其女出嫁时带入了夫家，夫家姓程（陈），①亦属富贵人家，就在某某胡同。②不久后李女亡故，李静犹疑许久未去索回。（郑先生认为）一是怕睹物思人，二是碍于情面，毕竟琴为李女遗物且已带入夫家了。此琴自此长存其婿家，十余年间从未出门。后其婿家逐渐败落，“飞泉”因此流出。1944年冬携琴欲售者，正是其家后人。
郑先生这番话详述了人物姓氏、住址、家世等信息，因彼时有关“飞泉”琴的争议尚未出现，所以对笔者而言，无非是得了些掌故。而如今，则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两张“飞泉”琴的真伪及其流传经过。
早在1990年，郑珉中先生就发表了《飞泉琴的流传》一文，述其本末源流班班可考，其中一段至为关键：
据管氏弟子们的回忆，在侵华日军投降的前一年，大约是1944年秋冬之际，管平湖先生斋中出现了一张题名“飞泉”的朱漆连珠式琴，发音不甚宏大，而松透温润极其灵活，韵味隽永，迥异常器，弹之不忍释手。据管平湖先生说：“不久前，后门的平易银号徐子才处，有人持此琴作为借款的抵押品。徐子才知道程子容爱琴，因以相告，程子容乃携此琴就近至帽儿胡同佛弟子兼琴人的夏莲居家中，请其鉴定。夏莲居虽知此琴甚古，但因索值甚昂，一时难定去留，因邀我至夏家一观。乍见之，如逢故人，因以系同门弟子李伯仁旧藏唐琴之一，杨时百先生定为‘鸿宝’的名琴相告。于是皆诧叹不已，为之动容，收购之议遂决。几经磋商，最终以伪币联银券五万元易得。当时置一张普通明朝琴不过数十元，而程子容以如此巨额之款，购买一张唐琴，足见其爱琴之切，气魄之大了。惟此琴发音略欠雄宏，嘱代为调音，因携归以待修理。”程子容得琴经过大体如此。……以上皆已故名古琴家管平湖的弟子们所回忆，事涉亲身经历，翔实可信。[9]81-82
这段记载，既有当年管平湖亲述程子容（宽）得“飞泉”琴的完整经过，又有管先生本人对“飞泉”琴的鉴定意见，兼具其一众弟子的亲历证明，就笔者看来，几乎无懈可击。管先生与李静同门，对其“飞泉”琴想必是熟稔于心的，不然岂会有“乍见之，如逢故人，因以系同门弟子李伯仁旧藏唐琴之一，杨时百先生定为鸿宝的名琴相告”之语？
管氏素精于琴，又多能艺事，被王世襄先生誉为“古琴国手”，技艺不言自明。而两张“飞泉”除了漆色式样不同，于池沼更是一方一圆差异明显（见表1），即便不识琴者尚未至于混淆，遑论管氏这等“国手”了。大约是郑先生此说实在无从辩驳，故而孙、王、章三人在论述中均是草草略过，但要想做实湘博“飞泉”为真，管、郑二位的记述，显然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再者，从程子容得琴到捐赠故宫前的三十余年间，“飞泉”琴从未易主。除了郑珉中先生曾在1952年前后“获弹‘飞泉’数月”外，[9]8另有项阳亲访程子容后撰写的《“飞泉”鸿宝清角遗音——程宽先生与唐琴》（1994）一文，[10]项、郑二人均可证程氏捐入故宫之“飞泉”，即1944年经管氏目验者。
表1.两张“飞泉”琴基本特征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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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笔者当时未能确认郑珉中先生所述究竟是“程”还是“陈”。
②笔者对北京地名不熟，当时没能记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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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据《今虞琴刊》载，李静“忆亡女”篇中有“（李女）垂危时，犹指余所赐飞泉琴者数四”[11]323一句，说明李静早年确曾将“飞泉”琴赠予其长女李琬玉。众学者对此记载均无异议，分歧主要集中在李琬玉身故后“飞泉”琴的去向。
据郑珉中先生所述，李琬玉因成婚后不久即去世，故作为陪嫁的“飞泉”琴是留在其夫家了。而章华英则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中的史料，认为李琬玉曾与其北平艺专的同学谭祖尧订婚，但谭因担任李大钊秘书一职，未及与琬玉完婚，就于1927年4月被捕就义了。而琬玉也因谭祖尧之死“悲伤过度，几近精神失常，一年多以后……便香消玉殒”。[3]言下之意，既然琬玉未婚而亡，那么“飞泉”自然是回到了李静手中。
虽然章华英的说法与郑先生相悖，但先生故去既久，其说又属一家之言，并且除笔者外是否曾对他人说起亦不可知，所谓孤证难立正在于此。谨慎起见，笔者先将郑先生当年所述李琬玉曾成婚之事告知了友人严晓星先生，请其代为询问黄鹤女士，再辗转找到了李琬玉在北京美术学校（后改名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时的挚友丁月秋的后人，最终获取了丁月秋本人所记的相关史料。其先后顺序如此，应可证明笔者所言非虚。
今据丁月秋①所记之李琬玉，重述其经历如下：
李琬玉在北京美术学校就读时期交游广泛。其校内的好友包括丁月秋、谭祖尧、赵其文、刘开渠、方伯务等多人，其中丁、李二人关系最为密切，不仅是闺中密友，更曾焚香结义，向以姊妹相称（见图3）。
图3.李琬玉1927年初送给丁月秋的肖像照及亲笔说明③
1927年秋，李琬玉和未婚夫完婚，但在有身孕后不久即查出肺痨，产子后病情加剧，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前身）住院治疗。其间丁月秋与柯仲平夫妇，曾先后去病院探望李琬玉多次。至1928年8月23日，李琬玉母亲邓氏托人告知丁月秋，称琬玉不幸去世，孩子业已送至其夫家养育。丁月秋闻讯悲痛欲绝，琬玉大殓之日，丁、柯夫妇亲为其送行。②
丁月秋的记录适可与郑先生当年的说法互证，即李琬玉生前确已成婚，那么“飞泉”琴作为父亲所赠陪嫁之物随入夫家，并在琬玉身故后遗于夫家，就在情理之中了。
至于李静未向婿家索回“飞泉”的原因，按郑先生的说法，主要是怕睹物思人。毕竟爱女病危时“尤指飞泉”四次，而李静因在关外任职，未及赶回见其最后一面而痛悔不已，此说固然是不差的。不过于此之外还有个隐情，或也对“飞泉”的去向产生了影响，即李静丧女未久，其原配发妻邓氏亦相继去世，并此后李静续弦再娶之事。
在李静手稿《玄楼日记》中，只对亡女琬玉偶有提及，而对琬玉之子（李静外孙）与发妻的去世，却无只字片语，不过邓氏何时离世尚有迹可循。
《玄楼日记》④在1929年1月1日记到：
寄阿素函姑苏，旬日无消息，疑云复生。余常言，情之不测有如风云，不足怪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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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丁月秋，北平艺专就读时用名丁桂元。
②丁月秋手记因多涉及私事，无法提供原件。相关数据由其外孙丁卫星提供，由丁月秋与其女丁静记录，遵嘱仅引用与李琬玉相关内容。
③李琬玉单人相片，民国十六年（1927）摄，丁月秋藏，由丁月秋外孙丁卫星提供。
④本文所引李静《玄楼日记》，系友人钞录自湖南图书馆所藏稿本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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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飞泉”琴流传过程比较
李静此时正游宦于沈阳，所函姑苏名“阿素”者，正是其彼时欲续娶的对象，苏州人胡素娘（素）。①黄鹤文中称李静第二任妻子为苏州人名胡淑心，[2]17其实即胡素娘。
五日后，李静取道大连，经青岛过上海，终于15日抵达苏州。其当日又记：
下午二时半抵苏，素娘盈盈淡妆迎于道左，小别远来，欢发心苗，转觉无语可道。其母亦自人从中迎出，喜吾之果能如期而至。即驱车舍于苏州饭店，行色略定，共入城至松鹤楼晚餐……步至敦仁里，素私庽也。半楼清朗，别一天地……缱转之情，缥缈之境，疑是人间天上，平生快意事，莫此为最也。拟作新体诗云：灯耀美蓉妆，香开合欢被，寒重玉体轻，入怀心欲醉。又云：卿是吴江云，我为辽水鹤，迢迢两万里，来缔此白头约。[12]
李静到苏州时，胡素娘与其母已自迎候多时，而李静当夜即宿于素娘私寓中，故行文间，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其自拟两首新体诗中，除了香艳之词，更有“迢迢两万里，来缔此白头约”之句，则其赴苏州乃为续弦事，当无疑问。
既然1929年元月初李静已函付素娘约定相会之期，那么其发妻邓氏必然是殁于1928年内。据丁月秋所记，1928年8月底，李琬玉去世的消息还是其母邓氏托人捎给她的，可知彼时邓氏尚在，就此不难推知，琬玉与邓氏的离世时间应相去不久。故李静15日之记虽是为得新人而喜，而于11日赴苏途中所记，却是为旧人而悲的：
不谓今以孤鹤谪笼辽天，孽缘自造罚不来生，啜其泣矣！何嗟及矣！[12]
1928年至1929年间的李静，先是掌上珠沉又继以断弦之痛，故悲而自比为孤鹤；而后又自关外远赴苏州与旧识胡素娘订立婚约，喜极而叹“平生快意事，莫此为最”；未几复奔上海、长沙各地，苦待十个月方与胡素娘重聚于沈阳，彼时的伯仁恐怕再无心力去顾及他那张“飞泉”罢。
郑先生虽然只知李静丧女而不知其丧妻再娶之事，但说李静“因故从未索回‘飞泉’”，却是事实。合丁月秋与郑先生二人之记述来看（见图4），故宫“飞泉”确系李静旧物已无需再辩。
四
孙、王、章三位撰文，均将旧时琉璃厂义元斋的主理人张虎臣（又作笏丞）推为伪造“飞泉”琴的祸首，其主要依据就是李静自叙得琴并修复的过程中涉及了张虎臣。[11]321
据查阜西《历代琴人传》引管平湖口述云：
张笏丞，一名笏臣。为厂肆来熏阁琴馆学徒，司理古琴买卖。自张瑞山及孙晋斋学琴，称能事。以能篆刻，后自设义元斋于厂肆，营墨盒、眼镜及为人修琴。修琴技术甚高，剖腹不损音色，髹而不碍断纹。[13]
此人之名，除见于《历代琴人传》与李静的记述外，在杨宗稷、查阜西、郑珉中诸先生的著作中也都曾提及，内容多是赞誉其修琴技艺了得，彼时于北平恐无出其右者。
既然真“飞泉”曾经虎臣修复，又有“红髹”“小红琴”这样的记述，那不妨就检视一下湘博“飞泉”琴的修复痕迹是否与张氏的名工手段相符。
孙、王二人提到“飞泉琴面弦路下多处有重新髹漆痕迹，而且局部断纹复现”，[8]意即张虎臣重修所致，然而此处却恰是个反证。以图5为例，弦路下重修痕迹显系磨平断纹再髹之法，历久断纹渐次又出。而按李静自述：“余所藏琴悉所重修，修琴能保断纹不坏者，惟见张虎臣一人”，[12]又管平湖谓其“剖腹不损音色，髹而不碍断纹”，二人所述略同。可见当年虎臣手段最高明处正在于“不漆却断纹琴”，故仅以此修复痕论，显然不会是出自张氏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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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女姓名存在“胡素娘”或“胡素”两种可能，尚难定论，后文暂称其为“素娘”。婚后李静先改其名为胡素心，又改“素心”为“淑心”，故《玄楼日记》中虽有素、素娘、素心、心姬、胡姬、淑心等称呼，实为同一人。另据《玄楼日记》（第六册）1930年9月14日记：“初，余与心姬遇于旧京”，则可知胡女与李静系旧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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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湘博“飞泉”琴①
图6.湘博“飞泉”琴头、岳山漆痕②
图7.湘博“飞泉”琴尾漆痕③
回想十余年前观展时，笔者就对湘博这张“飞泉”的表层朱髹特别在意。因其施涂实在太过敷衍，多有未竟而止、露出下层黑漆处。另在岳山、承露、焦尾、龙龈、冠角之上，多见斑斑漆痕（见图5—7），其色同琴身，无疑即朱髹时所致。而该琴原为黑漆，则朱髹纯为改色，非为修理已毋庸置疑。视其手法粗疏如此，自然也不可能是虎臣这般擅髹者所为，倒更像是琴主人的随性之作。
至于两张“飞泉”琴铭文的差异，因笔者未能从湘博官方获取“飞泉”琴底的清晰照片，故无从比对，只能通过刘岐荣的文章，来了解一些细节。其文中提到湘博“飞泉”琴底两侧铭文与印鉴，或是受断纹灰胎等客观因素影响，因此无法用双钩文或双边的方式刻制，[6]此论断显然是从常识经验出发，没有盲从文献而罔顾实物本身的差异。而孙嵩、王宜飞在2022年的文章中，则回避了这些问题，仅依据记载就作出了故宫“飞泉”铭文晚于湘博“飞泉”，还是仿刻自湘博“飞泉”的论断，[8]未免失于严谨。不过此类误判并不鲜见，姑举杨宗稷典衣得“秋鸿”琴旧事为例。[1]174-175
图8.明“秋鸿”膝琴④
杨氏于丁巳（1917）腊月寒冬重价购得明代小琴“秋鸿”一张（见图8），以至要“典衣度岁”。此琴有铭文多处，琴底池畔有明人张荀埶篆书铭云：“泰山之桐高百尺，取彼孙枝坚且实，斫而为琴藏我室，厥音锵锵出金石，鼓之迮之加诸䣛。”（见图9）池下足上镌明人潘纬（象安）八分隶铭曰：“岁古材良，形短声长。其色寖黯，其文弥彰。抚便于膝，携便于囊。爱尔小雅，偕我行藏。”款署“明万历癸未新安潘纬识”。史载潘象安“雅善篆隶八分书”，[14]则此二铭或均出自潘手，杨氏亦赞“刻工皆极精”。又琴足下沼侧另有楷铭曰：“此琴自唐麟德间家传至皇宋太平兴国之五年，重修藏于百忍堂。”
图9.“秋鸿”琴池畔张荀埶铭
图10.“秋鸿”琴沼边伪铭
张荀埶其人不可考，但从“取彼孙枝坚且实，斫而为琴藏我室”“鼓之迮之加诸䣛”等句看，显然是琴主自制之语，且明确提到是膝琴。而潘象安“抚便于膝，携便于囊。爱尔小雅，偕我行藏”两句，正与荀埶之说相应。此二铭一唱一和，布局有序，为一时镌刻无疑。结合“秋鸿”琴的形制特征与张、潘二段铭文来判断，其为晚明文人自制自用之膝琴并无疑问，潘氏落款中的“万历癸未（1583）”更给出了明确的年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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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宋“飞泉”凤势式古琴，湖南博物馆藏，笔者摄于2011年。
②湖南博物馆藏，笔者摄于2011年。
③湖南博物馆藏，笔者摄于2011年。
④明“秋鸿”古琴，浙江省博物馆藏。见：唐仲尼式“秋鸿”七弦琴[EB/OL].[2026-04-04].https://www.zhejiangmuseum.com/cn/#/Collec-tion/ExcellentCollection/27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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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沼旁的伪铭，则书刻俱劣，疏密无度，与明人二铭别如霄壤。盖因明题已先占满足上各处，以致后添的“宋题”不得不屈就于此，甚至年号“太平兴国”的“太平”二字，还须分刻于琴沼上下（见图10）。然而杨宗稷一见伪铭中的“唐麟德、百忍堂”等字，就联想到了“《唐书·孝友传》麟德二年高宗至泰山幸张公艺宅”，[1]294即所谓“张公艺书百忍事”。慕古之心顿生，遂先入为主认定此“先贤手泽”为真，随即又推论道：“宋题字在雁足下，则雁足上必有唐题，疑潘氏漆去而自题其上，惜毫无痕迹。”[1]294想必杨氏为了找寻这子虚乌有的“唐题”，很是费了一番眼力，“惜毫无痕迹”一句犹属点睛之笔，令人忍俊不禁。此外杨氏还考证道：“《说文》‘藝’作‘埶’，荀埶当为公艺之兄弟”，[1]294就此这张晚明膝琴竟被囫囵断为了唐物，其荒谬如此。杨氏典衣购琴之举固然可敬，但重记载轻常识又先入为主的论断，却难免贻笑大方了。
此外，杨宗稷还称“秋鸿”琴后刻之伪铭“写刻亦皆精而极模糊”，而湘博“飞泉”琴的部分铭刻也正是如此。其“贞观二年”印与“金言学士卢□”长方印末行的“学、□”二字，皆因浅刻又覆漆而略显模糊。此类无非是刻铭在发断之后，下刀不敢过深，怕漆灰崩坏之故。结合“飞泉”琴底全部铭文和印鉴均有被朱漆覆盖的现象，可知其铭文刻制必是在发断之后改色之前，既然铭系后刻，朱髹自然就更晚了。
概言之，虽然湘博这张“飞泉”的确符合李静日记与《弦外录》中的描述，但实物自身破绽明显，难堪推敲。至于“祸首”义元斋主人张虎臣，其眼光独到，行商略嫌重利，对“飞泉”琴之过往了然于心，这些大体是不错的。若说他是以“湘博”飞泉为本，来伪造故宫之“飞泉”，则纯属无稽之谈了。
五
依前文所述，既然故宫“飞泉”为真，那《玄楼日记》和《弦外录》中的“小红琴”“红髹美秀金徽玉轸、古吴王崑一重修墨款”又作何解呢？
故宫“飞泉”琴，面上以朱漆最多，底则以紫漆为主。郑珉中先生撰文均称其为“朱漆”琴，故以“红琴”或“红髹美秀”描述本无问题（见图1），并不能以此区分两张“飞泉”。
至于“金徽玉轸”等描述，经笔者揆情度理思虑再三后推断，或是李静刻意将回忆与现实合而为一的结果。
1929年1月31日，李静自上海抵长沙，“急令脚夫挑行李至麓云里旧宅，则家人犹未起床。……上楼观‘独幽’‘归昌’均无恙”。[12]
1930年9月7日中元节，李静于沈阳得三弟函，知长沙战事甚急，“自祖母以下，悉南行，今所虑者，唯‘独幽’矣”。[15]
1931年2月15日于长沙，李静与侄女玥玉同饰旧宅时，将“独幽”琴挂于客厅南壁道：
南挂一琴则“独幽”也，“独幽”为王船山所藏，唐雷霄琴，见《湘绮楼日记》，归余又十余年矣。久客，恐琴、书丧于外，十五年独携归藏麓云里旧庐。去岁共祸时时念之，今幸无恙也。[16]
就以上三条记载来看，自1929年1月至1931年2月间，李静所忧者，仅有藏于麓云里旧宅的“独幽”一琴而已。1931年提到的“十五年”即1926年，此时的“飞泉”想必已赠予其长女琬玉了，故有“独携（独幽）归藏麓云里旧庐”之语。而1929年的急奔旧宅，除查看“独幽”外尚提及“归昌”琴，却不提“飞泉”，足可证自1926年至1929年1月间“飞泉”琴确实不在其旧宅中。而1930年的日记，表明李静1929年自长沙归沈阳时，为保“独幽”无恙，仍将其留置长沙家中，故逢战祸而虑之甚切。并审之，则李静自“十五年”后的数年间，足迹虽遍及两湖、华中、华北与关外，而“独幽”琴却始终藏于其长沙旧邸，此举与其1931年自述“久客，恐琴、书丧于外”者可谓言行一致。
若按孙、王、章三人的论述，则李静在1928年8月琬玉亡故后收回了“飞泉”琴，那1929年初归长沙时，理应将“飞泉”与“独幽”同藏于麓云里旧邸才是，毕竟连“归昌”都存于其处，更何况与“独幽”并为鸿宝的“飞泉”。彼时李静所重者唯此二琴，既自谓“恐琴、书丧于外”而藏却“独幽”经年，又岂有独携“飞泉”游宦各地的道理？这从逻辑上显然是难以说通的。如此，则“飞泉”既未存于长沙，又不欲随身，日记中更不见提及，值此战祸纷乱之际，尚能秘藏于何处？
然而，就在1931年2月15日“挂‘独幽’琴于南壁”后不久，李静8月2日的日记中陡然出现“琴随余者四：‘独幽’‘飞泉’‘百纳’‘万壑松风’”[16]一句，匿迹许久的“飞泉”竟又重现了。此时的伯仁已移职天津，而津京两地正是逊清遗胄聚处，内府故物琴坛重器咸集于此。郑先生尝谓“某时文物商店中旧琴堆积如山，均系抄没物，不论年代均作价六元一张”，两地藏琴之巨可见一斑。笔者据此推断，在当年2月之前，旧“飞泉”不在自是事实，但在停写日记的2月21日至7月底间，伯仁终于从（津京）某处得了一张堪与旧“飞泉”相颉颃之良琴，筹谋已久“红髹美秀金徽玉轸”的新“飞泉”终于水到渠成。
六
湘博“飞泉”琴为李静寄情之制虽为推论，但就已知的史料来看，似乎也别无他解了。
音乐与表演|MUSIC&PERFORMANCE2026_03音乐学研究27
当年杨宗稷在其《藏琴录》中提及自制的两张“无上”琴时，曾有这么一段话：
秦华近益精研制琴法，必欲高出所见最上古琴而后已。得古杉斵此两琴，声大而远，与众琴异。适开琴会于岳云别业，旧藏佛氏著名唐琴九霄环佩不期而至，同人品题佥谓两琴远出其上。十年来予尝恨不得九霄环佩，今竟喜过望，因皆名无上以次第。别之铭曰：九德九品兼全最上，鼎鼎唐物莫之与抗，良材绝技越古跨今，十年大愿快慰予心。[1]400
其后郑先生在《两张珍贵唐琴》一文中，评他这位太老师道：
就因为杨氏十年尝恨不得的“九霄环佩”琴，后来竟被逊清宗室溥侗得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仿造了两张新琴，而对新琴的两段跋语，实在是杨时百的违心之论。[9]2
杨宗稷十年不得“九霄环佩”之恨，与李静渴思“飞泉”却难以索回之怨，应该是差不多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贬低“九霄环佩”的方式自安，而后者则是以重构“飞泉”的过往以解怀而已。
湘博之“飞泉”琴虽无鸿宝之名，但就年代工艺而论，亦属凤喙麟角之珍，与故宫“飞泉”在伯仲之间。
文末，再对湘博“飞泉”琴的“古吴王崑一”墨款略赘一二。郑珉中先生曾见王崑一重修款旧琴，因合缝断纹已通，故认为修复较早而推其为明人。此说影响甚广，经“明人王崑一”重修的旧琴，断代多被推至唐宋。但其实这位“王崑一”是清康熙间人，并非明人。笔者二十余年前曾见一明末吴门张氏琴，传为黄中旧物，池腹刻“万历戊午（1618）吴门张濬修制”款，沼内墨书“康熙癸酉（1693）仲秋，古吴王崑一重修”，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研所藏明中前期“响泉”琴，因琴面多处沿百衲刻纹断裂，致腹款漫漶被误辨为“康熙辛未（1691）年秋日吉旦，古吴王昂一重修”，“昂”字实应为“崑”字之误。按此，则古吴王氏为清前期治琴之名手已甚明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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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静.玄楼日记·第八册[A].长沙：湖南图书馆藏，稿本.
蔡积悦 独立学者
文章来源：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26,(3):22-2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