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北亚辽阔的疆域上，古筝（东北）、蒙古筝（雅托噶）、日本筝（Koto）与伽倻琴这四种筝族系统的乐器，各自充满地方特色又实现不同的空间美学表达。从东北黑土地到蒙古草原，从日本庭院到田园村落。它们深深根植于迥异的地理空间、自然资源、社会结构与审美取向之中。本文基于跨学科视角，运用“乐器-生态-空间美学表达”三重维度剖析这些乐器如何受自然与人文因素双重形塑，形成各具特质出的文化身份。其根本差异，映射出不同文明对天地之道，人伦之序、生命之情的不同体认与表达。这四幅“同源而异流”的文化地理图景，彰显了乐器乃至音乐作为一种“空间化”的声音实践，承载并传递一个文明的哲学密码。全球化语境下，对其差异的深刻认知，恰是增进区域文化理解、深化文明互鉴与筑牢共同命运的基石。

关键词：东北亚筝族 乐器地理学 地方性生成 空间美学

乐器地理学将乐器视为一种“复合文化单元”，运用乐器-生态-空间三重分析视角，揭示其材料、形制、音色及社会功能均深刻根植于具体的自然生态、物质文化与地方知识系统之中。既是对其“地方”的适应性回应，也是对其进行的创造性表达。在跨文化互动中，乐器经历“文化再造”（再语境化），发挥礼仪、军乐、舞台表演、教育传承、民族象征等多重社会功能。“空间美学表达”概念源自人文主义地理学理论的启示。人文地理学奠基人、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Tuan）区分了空间与地方，揭示了意义如何塑造认同感。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的“表征空间”及爱德华•索亚（EdwardSoja）的“第三空间”共同支撑空间美学表达的框架。20世纪90年代末，大地艺术、特定场域艺术等强调艺术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空间美学表达。音乐地理学的“区域音乐-色彩区-音地关系-中心/边缘/廊道”概念、文化地理学、人类学的扩散理论与文化区框架为阐释乐器的跨地域传统与区域同质性奠定了基础。本文以东北亚筝族乐器古筝（东北）、蒙古筝、日本筝与伽倻琴为研究对象，运用“乐器-生态-空间美学表达”三重维度，探究其如何经由乐器形态、演奏实践（如身体姿态、表演场域）与音乐叙事，构筑文化空间，完成“地方性认同”的意义转换。首先，从物质的地方性切入，解析乐器形制、材料与工艺所承载的地域身份。其次，探究“声音”与“身体”共同塑造的空间性，关注其如何将“物理空间”转化为“情感认同空间”。

一、物质的地方性：形制、材料与制作工艺的身份标识

东北亚筝族乐器的“地方性”，首先鲜明的体现在其物质形态之中。形制、材料与工艺并非偶然的技术选择，而是其所在“地方”的自然生态、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共同作用下的身份烙印。每一件东亚筝族乐器，其物质形态便是首要的身份标识。其形制、材料、工艺无不诉说着各自的地理根源、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

从材料上看，中原地区盛产竹木，中国古筝选用河南兰考的泡桐，其木纹顺直、质地疏松，以求清亮圆润，体现“材美工巧”的实用理性，框架上选用白松，筝首、尾及侧板用红木、紫檀、金丝楠木等名贵装饰，彰显出礼乐器的庄重与价值。日本筝虽同样以桐木为尊，但对桐木的年龄、纹理与干燥时限要求极致，旨在获取“幽玄之音”，通体髹漆，镶嵌象牙、玳瑁、螺钿，反映了日本在严格遵循传统“型”的基础上追求极致细节的阶层化美学；伽倻琴的面板选用长白山地区的鱼鳞松，以柔和深沉的音色契合抒情与摇声的审美；蒙古筝则采用厚重的桐木或松木，并用羊肠弦适应游牧迁徙。

从形制看，中国古筝采用二十一弦等统一制式，体现出“大一统”的秩序观；日本筝在千年稳定的十三弦框架内追求精雕细琢，体现出一种精致美学；伽倻琴从十二弦增至二十一弦并增设底板，标志着从宫廷走向民间的功能转型；蒙古筝的弦数划分着宫廷与民间的神圣边界（十二弦或十三弦筝用于宫廷、王府或寺庙，象征着权力与神圣；十弦筝则流传于民间）体现着“形制即身份”的秩序物化。

从匠艺看，东北古筝使用紫檀、红木等名贵木材为原料，历经选材、造型、琴面制作、髹漆等二十余道手工工序，工序繁复、周期绵长逾90天，已成为吉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伽倻琴制作遵循“十年备木”的传统，上等梧桐木需历经十年以上的风雨历程，待其内部活力充分释放、木性趋于稳定后，方可使用。这一过程，深刻体现了“顺应天时、依材就势”这一东方造物理念。日本筝制作讲究“伺木之魂”（匠人依据木材纹理的秉性判定其适合部件）与“待时”而动（自打磨至镶嵌，每一步都必须在恰当的温湿条件下静置、酝酿）。这不仅是一种技术要求，更是一种与材料对话、顺应天时的美学修养，与侘寂美学相通。蒙古筝的制作虽不如中、日筝这么繁复，但其象征性装饰十分用心，其纹样（云纹、回纹、佛教八宝）与彩漆（红、黄、蓝等）等深层次融合了萨满教的自然崇拜与藏传佛教元素，使其具备了祈福与辟邪的双重神圣功能，也体现了游牧文化中“实用性与象征性合一”的造物智慧。蒙古筝也成为一种承载守护意涵的文化符号。

可见，这四种乐器的制作实践，包含材料选择的地理烙印、形制工艺的社会结构以及制作匠艺中的文化心智。这些方面深刻体现了从作为其地域的“地方之物”到“音乐之器”的变化历程。其物质的地方性便是其声音美学的实体根基。

二、声音的空间性：地理生态与文化空间的听觉回应

作为根植于特定地理与文化空间的听觉载体，东北亚的四种筝族乐器是将自然、工艺、情感与生命哲思凝结为一体的复合文化符号。其空间美学的建构与表达，是一个从外部生态环境到内在听觉体验、由社会结构贯通个人情感表达的完整过程。这一过程可从自然、社会与身体三个彼此交织的维度解析。

首先，音乐创作源于人对自然空间的感知与艺术转化。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土地。四种乐器依循不同的自然逻辑与美学取向，完成对自然空间意象的声音创造。东北古筝侧重于“场景再现”，例如赵玉斋的《庆丰年》中运用点柱音、扫弦模拟锣鼓与集体劳作，勾勒出自然与人文图景；王天一则将地理景观转化为舞台表演，其作品《赶海的姑娘》以百人方阵齐奏形式，使筝声、潮声与城市形象和鸣，成为“葫芦岛为筝岛”的重要文化象征之一。蒙古筝凭借浑厚的和音与扫弦营造富有方向感与纵深感的声音空间，描绘出蒙古草原“风吹草低、万马嘶鸣”的辽阔景象。伽倻琴则擅长抒写“田园村落的抒情意象”，以柔和而深沉的音色凝聚农耕社群的情感记忆，唤醒人与土地、人与社会之间的深刻共鸣。日本筝则倾向对自然进行抽象与内化，以纤细幽玄的音色捕捉风声、水波等自然微响，构筑类似“枯山水庭院”般的静观意境，如《六段之调》在静默与乐音对比之间寄托深邃哲思。

其次，这一听觉转换参与人对社会空间的建构与规范。音乐不仅是艺术，更是形塑社会秩序、凝聚群体认同的文化实践。蒙古筝（雅托噶）作为“礼仪之声”的象征，其形制、曲牌与应用场合（宫廷/寺庙/民间）严格对应，使之成为社会阶层的“礼器”。“阿斯尔”宴乐中通过合奏形式模仿部落协作，以官方与民间的双重路径强化尊卑秩序与族群认同，堪称社会空间构建的典范；中国东北古筝则形成学院、民间与城市品牌多元场域。学院派（如赵玉斋、阎丽）通过系统教学与创作（如《辽南情》）提炼地域声音符号，构建文化认同的“听觉故乡”；民间实践（葫芦岛“筝岛”）则借助“古筝进校园”、大型地标展演（《赶海的姑娘》等），将音乐转化为城市文化品牌与集体仪式，塑造公共仪式空间；日本筝（Koto）社会空间则由严密的“家元制度”界定。山田流、生田流等不同流派在承袭中形成封闭而又竞争的传承体系，在维系技艺的纯正与美学规范统一的同时构筑了一个特定社会阶层的文化身份空间。伽倻琴作为朝鲜半岛“社群情感”联结的重要媒介。以弹、唱、舞一体形式在节日聚会中构筑起一个集体性社交空间，强化社区认同。

最终，所有表达都凝结于身体空间的实践。演奏者身体姿态、技法及表演场域承载着空间文化密码，是空间美学实现的物理基础。蒙古筝（雅托噶）置于广阔的草原上或蒙古包中，视野开阔自然，演奏恢弘大气，体显出“游牧身体”的沉雄与控制。力量自肩臂贯至指尖，体现出牧民沉着坚毅的性格与对力量的控制，堪称马背生活身体经验的音乐转化；伽倻琴徒手演奏，以“吟唱的身体叙事”为核心，田园村落席地而坐，尽情投入，琴身半倚、弹唱一体，左手“弄弦”如吟唱叙事，身体成为情感与语言韵律的直接叙事媒介之一。东北古筝侧重技法创新，不断解放身体的表现力。如赵玉斋在《庆丰年》中首创的双手交替弹奏，解放了左手，赋予了身体更复杂的节奏与和声表现力；王天一“掌指击弦”等技法，则拓展手部动作可能以适应现代作品的表现需求。日本筝（Koto）使用较为宽大的义甲弹奏，于和室中正坐，在收敛姿态中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指尖力道、触弦角度的极致控制，营造微妙音色与内在心境，体现了内省、克制的身体美学，追求“静坐中的精微控制”。可以说，蒙古筝的沉雄之力、伽倻琴的吟唱叙事、东北古筝的解放创新、日本筝的静坐精控，无不将空间文化密码转化为具体的身体姿态与动作逻辑。通过演奏这一环节完成了从外部生态到内部体验、从社会结构到个体表达的完整循环。

鉴此，自然生态空间塑造了音乐的基本性格与社会功能，社会结构规范其展演场合与意义，而最终承载的文化意涵由特定的身体技艺表达得以实现。三者之间互动关联。每一件乐器都是一个微缩的“空间生成器”，在“声”“体”交融中完成从地理到文化、从集体到个人的意义转化，成为动态承载东北亚“美美与共、互动共生”文明历程的鲜活媒介。

“再现、模拟、内化与抒情”分别对应了古筝、蒙古筝、日本筝、伽倻琴不同的自然观与美学逻辑。可见，蒙古筝、日本筝与伽倻琴虽与中国古筝同源，但其空间美学的表达因地理、文化差异而迥异。其所构建的核心空间意象根本上源于各国地方文化对自然、社会与身体关系的独特哲学认知，即对天（时间）、地（自然）、人（人际）关系的不同理解。这些“同源异流”的文化地理图景，昭示了音乐作为某一地区的“空间实践”，如何深刻承载并塑造着一个文明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乃至生命观，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的互鉴灵感。

结语

本文以东北亚筝族乐器为窗口，聚焦“乐器-生态-空间美学表达”的互动关系，解析古筝（东北）、蒙古筝、日本筝、伽倻琴四件同源乐器如何在不同文明土壤中生成的独特地方性与空间美学内涵。四件乐器的“地方性”首先根植于物质本身。形制差异、材料选择、匠艺传承，构成了“地方之物”向“音乐之器”转化的实体基础。声音的空间性，在三重维度上展开文化表达。自然维度，东北古筝的景观化再现、蒙古筝的旷野模拟、日本筝的内化自然、伽倻琴的田园抒情，呈现出不同文明对自然的艺术化表达；社会维度，东北古筝以现代场域构建地域认同，蒙古筝以“礼仪之声”强化族群秩序，日本筝以“家元制度”维系流派阶序，伽倻琴以社群媒介凝聚集体情感，使音乐成为深化情感认同、建构社会空间的核心力量。身体维度，东北古筝的舒展创新、蒙古筝的沉雄之力、伽倻琴的吟唱叙事、日本筝的静坐精控，将生态感知、社会规范与个体表达凝结为具体的身体姿态与演奏动作，将外部世界化为内在的律动表达。每件乐器成为独特的“空间生成器”，在“声”“体”交融中传递文化的深层内涵。鉴于此，四件乐器以各自独特的物质形态、声音空间与身体技艺，分别回应了农耕定居、草原游牧、岛国精耕与半岛社群的生存状态与文化哲学内涵，传递着深邃的文化信息。

文章来源：乐器,2026,(03):2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