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妍是当代著名老一辈古筝演奏家、教育家。她与何宝泉教授（已故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著名古筝演奏家、蝶式筝发明人）是知名的古筝伉俪，也是上海音乐学院培养的第一代民族器乐教师，共同为我国当代民乐事业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她，作为“浙派古筝艺术”非遗传承人，仍然躬身不倦致力于“浙派筝”在上海的传承和发展。那么，上海国乐研究会是怎样的一个组织？孙文妍与上海国乐研究会又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呢？这要从她的父亲孙裕德先生说起。
一、父辈与“上海国乐研究会”
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十里洋场”的上海已是一个融汇东西方文化的大都会。西方音乐文化充斥于当时的上流社会并对本土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上海及各地到这里谋生的人中有很多依然喜爱国乐，为便于学习、沟通、交流，他们成立了一些音乐社团，如“俭德国乐团”“霄兆国乐团”“光华国乐会”“逸响社”“杭州国乐研究社”“国乐研究会”“韩江丝竹社”等。我们所熟知的音乐学泰斗杨荫浏先生当时就在“俭德国乐团”担任国乐教师，传授筝、笛、琴等乐器。王巽之、孙文妍后来的古筝老师，则受聘任该团的国乐指导。期间，乐团经常组织一些音乐集会并邀请丝竹界的名流到乐团演出。[1]又如，杭州国乐研究社会员有吴毅丞、朱又雪、王云九等二十余位，均为当时江南民乐界的高手，擅长演奏《弦索十三套》及民间流传的丝竹乐。就是在这些社团中，乐友们定期开展活动，操练音乐、交流经验，举办音乐会。他们志同道合，在练乐娱乐的同时积极推广和弘扬国乐，也诞生了一批国乐大家，如杨荫浏、俞樾亭、李振家、李廷松、程午加、王巽之等，孙文妍的父亲孙裕德（1872—1951）就是其中的一位。
据孙文妍讲：“父亲走上音乐道路是因为他个人爱好，十几岁时偶然间在城隍庙听见有人吹箫，非常喜欢，之后就自己买了一支回家练习。此后，又逐渐地接触到了琵琶、笙这些乐器。”19世纪末，青年时代的孙裕德拜“汪派”琵琶创始人、《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传人汪昱庭为师，成为“汪派”的嫡传弟子。名师加勤奋，孙裕德很快即以琵琶演奏名世，亦被誉为“洞箫大王”。1920年，孙裕德加入南市“国乐研究社”，专攻江南丝竹。除了与上海丝竹界广有交流，孙裕德还多方涉猎、广采众长。例如，他与客家筝前辈何育斋也有交往，曾与凌其阵二人亲笔抄录了何育斋整理的《中州古调》谱本。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孙裕德的音乐技艺与修养越发纯熟。1941年，他联合当时的丝竹玩家朱文颐、陈重等人创建了“上海国乐研究会”，并担任该会首任会长。为方便排练，孙裕德将研究会的日常排练地址设在自己家中。每当孙文妍回忆起当年乐社会员来家练乐的场景都很激动：“每逢演出，排练完后成员们就在家里吃晚饭。吃好晚饭，浩浩荡荡一长溜三轮车从马路上骑进来，一车车载着成员们去演出。”研究会当时成员已有三四十人，可见当时小弄堂里的热闹场面！
老上海熟悉江南丝竹音乐的人，将定期去练习丝竹乐的行为称作“去白厢”。（“白厢”是上海话“玩”的意思），即“玩局”。江南丝竹就是这样植根于市民的家庭生活。在这种日常玩乐中，上海国乐研究会的成员们坚持练乐、学习、交流，国乐艺术水准日渐提高，曾先后三次在当时非常著名的剧场——“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国乐专场演奏会，知名度不断提高。国乐研究会还是我国最早走出国门的业余民间音乐团体。1947年孙裕德先生带领上海国乐研究会去美国巡演，多达60余场，[2]为提升国乐的域外传播及国际影响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41年至1949年间，上海国乐研究会举办重要演出15次，慈善演出7次。如1942年11月15日为普育堂孤儿堂、圣母院、安老院等筹募款项的国乐演奏会；1944年10月由新闻报社、申报馆、联华银行主办“募集贷助学金”的空前大演奏。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国乐研究会集体加入上海国乐联谊会，在孙裕德（任联谊会副主任）的带领下，继续从事各种公益演出活动。与此同时，还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专业音乐教育及演奏人才。可以看出，在那个西风渐盛，“音乐家多模仿西土”的年代，孙裕德主持的国乐研究会，秉承“我国固有之管弦”，坚持研究国乐，刻苦练乐、演出、做公益，国乐之于他们不仅陶冶性情、娱乐身心，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更是超越了娱乐，担当起了宣传爱国救国思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
二、继承父辈衣钵
业界都知道，孙文妍是浙派筝乐代表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最初她却是以箫专业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入学后又改学琵琶演奏，顺理成章继承了父亲的专长。直到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正式开设古筝专业，因为当时学筝的人很少，可谓屈指可数，学校便指派孙文妍学习这种乐器，老师是上海音乐学院第一任聘任教师王巽之。尽管是作为“副科”专业，但期终考试她依然获得5分的满分成绩，这显然是一个优秀的“标杆”和榜样。为鼓励更多学生习筝，孙文妍次年就转入古筝
专业，至此，开启了自己的筝乐人生。1965年，孙文妍毕业留校，正式从恩师王巽之那里接过传承和发展“浙派古筝艺术”的重任。
1985年，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沉寂了近15年之后，“上海国乐研究会”（“上海徐汇区湖南街道上海国乐研究会”）终于再次复会。作为孙裕德先生之女、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南丝竹”代表性传承人，孙文妍义不容辞地接过父亲的衣钵，出任上海国乐研究会负责人。首先是恢复并保证研究会的定期演练。国乐研究会主要是丝竹乐，尽管孙文妍是典型的专业音乐院校的“学院派”，但她依然遵循着江南丝竹人的民间“玩局”特色，因为她懂得其中的重要意义：传统文化就存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比如江南丝竹就是上海、浙江一带人们自娱自乐的一种休闲方式，始终植根于上海市民生活的一点一滴。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变迁，节奏加快，但还是有一些人喜欢丝竹乐，就像当年面对周遭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孙文妍的父亲和国乐社以及爱好国乐的人们的坚守一样，如今复会后的上海国乐研究会仍然坚持着每周排练。地址最初在她家楼下的街道活动室，后来换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小区内的一间活动室。孙文妍承担了国乐社的各种操持，不仅提供演练场所，还继承了父亲自己“掏腰包”的习惯，自筹经费，尽最大的能力帮助维持研究会的日常开销。2013年冬日，我去她家中探望时，说到国乐社的经费来源，她笑着说：“那时候，父亲是电力公司职员，薪水有限，家里并不富裕。他很节俭，工友们吃排骨面，他就吃阳春面。他总是把每月的生活费省一点下来交给母亲，用于每次排练时的伙食费。现在轮到我了，因为这完全是一个民间自发的乐团”。
民间乐友们的音乐热情令孙文妍难忘：“以前我们家每次到周六，就得把床铺都拆了，大的房间搞合乐，外房间、楼梯站满人，切磋琴艺。大锅饭烧好，大家吃好，拿着乐器就去演出了。那时完全是爱好，就是喜欢。”现在，依然是源于这份“喜欢”，以及继承父亲遗业的执着精神，在退休前后的30多年间，孙文妍全心全意、认真领导着这个业余丝竹乐队。国乐社成员除了她是上海音乐学院教师外，其余大多有其他工作，都是民间丝竹乐爱好者。同样是因为喜欢，他们每周利用业余时间，不顾路途遥远，从浦东金桥、金山等地汇聚到一起，来参加江南丝竹练乐活动，风雨无阻。
江南丝竹原本的乐队编制比较灵活，小到可以仅用一丝一竹两件乐器，如二胡和笛子组成乐队；大的乐队可以有数十人，主要乐器为曲笛、笙、箫、二胡、琵琶、三弦、扬琴、秦琴、鼓板、铃或木鱼。但其中少见有筝。将上海国乐研究会成功复会后，孙文妍自然而然地担任着日常排练的主要负责人和指导教师。在她自己的专业优势下，顺其自然地就把筝加入到丝竹乐队中。因为筝有着丰富的吟、揉、按、滑、刮奏等演奏技巧，加入丝竹乐队后，和各种民族乐器相互融合，使江南丝竹在听觉上更加丰富、丰满。而且，浙江筝早年就出现在杭州的“杭帮丝竹”与“杭州滩簧”的伴奏乐队中，故又称“杭筝”“武林筝”（武林是杭州的旧称）。这次，将浙江筝纳入江南丝竹乐队，逐渐融入上海江南丝竹的“玩局”，是异曲同工，体现了这件乐器的“回归与反哺”：让乐器回归乐种，让独奏的筝再回归到合乐中，把浙江筝置于上海丝竹乐这个民间活态文化圈，形成自然的文化积淀，实现双赢。
因为有着父辈的熏陶，秉承着家学渊源，在实际教学中，孙文妍非常重视传统音乐，把传统浙江筝演奏技法和曲目教学作为学生的必修课，要求其所有学生必须学好传统曲目。在她的积极倡导下，2024年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首次增设的“非遗演奏”专业，浙江筝作为其中的一个子专业正式开始招生。在民族乐器高度现代化、器乐化的当下，此举意义重大。在将其回归民间社团上海国乐研究会的同时，借助音乐学院的资源优势推广传统筝乐，扎根院校。利用院校在全国的广泛覆盖面，通过其专业的“学术土壤”培养正宗、高端的优秀丝竹人才。与此同时，她积极塑造江南丝竹赖以生存的民间活态土壤及传承模式，维护民间“活态土壤”。
为此，她通过上海国乐研究会的各种活动，尽力为民间丝竹乐提供更多的展示自己的机会，从而带动江南丝竹在院校、民间广泛传播。他们的足迹遍布顶尖的音乐学院、国家级院团、剧场，以及中小学校园、街道、社区，以演出、学术讲座的形式推广传播江南丝竹。他们在国内的音乐厅演，也去海外的剧场，就希望通过提高影响力及感召力把江南丝竹的音乐传递下去。
三、把根留住
江南丝竹音乐产生、流行于江、浙、沪及周边经济、文化发达的富庶地区，是一种典型的汉族民间音乐。其“小、轻、细、雅”的音乐特点，充分体现了传统江南汉族文化特色。上海的江南丝竹大概初兴于清朝末年，当时人们多称它为“丝竹”或“国乐”，另有“清音”“仙鹤”等别称。至20世纪40年代，江南丝竹在上海地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逐渐繁荣起来，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丝竹班社，并且在上海市区和乡村中形成了不同的演奏形式和地方特色。江南丝竹的发展几经兴衰。21世纪“申遗”成功后，上海地区的丝竹乐团逐渐增多，之前曾经一度没落的江南丝竹乐又渐成复兴之势。据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统计，目前上海有150多家江南丝竹乐团，但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新”丝竹乐团，“老”丝竹乐团只有十多家。孙文妍所带的上海国乐研究会就是其中为数不多仍在坚持的“老”丝竹乐队。所谓的“新”是指乐团演奏的作品是由专业院校毕业的作曲家按照西方室内乐作曲技法创作的，由丝竹乐器演奏的“新丝竹乐”，与民间流传下来由集体创作的江南丝竹乐有很大不同，这也体现了江南丝竹在21世纪呈现出来的新特点。
孙文妍虽然是专业音乐院校培养出来的“学院派”代表，自青少年时期就成长在西方音乐、当代音乐的环境里，但自幼受父辈影响，传统国乐早已经深深植根身心与血脉中。面对作曲家创作的“新江南丝竹”的不断涌现，她依然坚持走自己的路，因为她打心眼里觉得“老”江南丝竹好听。那么江南丝竹到底美在哪里？
首先就是简约之美。百年以来，一代代丝竹高手、玩乐名家将遗留民间的古乐进行改编加工，以《中花六板》《三六》《慢三六》《慢六板》《行街》《云庆》《四合如意》《欢乐歌》这“江南丝竹八大曲”为代表作品，其简练、单旋律的音乐渗透在人们心里。她和爱人何宝泉对这种美有着一致的共识：“这是中国民族音乐的魂啊”。他们也把这些对于民族音乐能够清晰辨识的基因潜移默化地输送给了他们的学生和子女。儿子何小栋记得父亲上课时见到有的学生喜欢把一个单音上面加很多修饰音，他就很着急，怕学生听不懂，就大呵道：“好好的一个音就是一个音，一个漂亮的大姑娘戴那么多花，你觉得好看么？”这就是简约之美，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种至简的表达风格，也成为孙文妍传承江南丝竹及浙江筝乐的一个重要审美原则。
江南丝竹的美还表现在其即兴变奏中，这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单旋律音乐进行中，在单旋律骨干音的基础上，乐队的每个演奏者根据自身的技艺灵活自由地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合奏时各个乐器声部既富有个性而又互相和谐。乐手们在横向的旋律线条中“你繁我简、我高你低、强弱疏密、嵌挡让路”等即兴发挥的变奏方式，以及在纵向上形成的声部间支声复调形式，是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之所在。此外，这种技法和风格充分体现人与人之间相互谦让、协调创新等人文特质，包含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这些都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21世纪以来，对传统音乐的重视自上而下逐渐成风。除了骨子里的热爱之外，孙文妍意识到国乐的重要意义、传承的责任重大，已将这种认识上升到自觉，用力之勤、鞠躬尽瘁。用孙文妍的话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保留传承下去。”处于不同的时代，他们父女具有同样的可贵之处：清醒地认识到传统音乐的价值及处境。她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呐喊”：“老的丝竹乐被丢掉的速度太快了，再想找回来太难。大数据说明传统的江南丝竹已呈现被“新江南丝竹”淹没之势”。现代作曲家为传统乐种创作新作品为其发展开辟新路，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特色，这个很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的传统音乐，世代传承下来的经典乐种及其本身的特点也是我们应加以保护的，而且是格外应予以重视的。
20世纪40年代，孙裕德创立的上海国乐研究会就是以演奏传统的江南丝竹音乐为主，并以文曲见长，间或演奏一些古曲、广东音乐等。2006年江南丝竹“申遗”成功后，已经84岁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周皓明确提出并强调文曲是上海国乐研究会的传统特色，这恰恰是孙文妍一直坚持并积极倡导的。而且，她非常清楚当下乐谱及音像资料对传承、保护传统音乐的重要作用，在积极筹划下，上海国乐研究会于2008年出版了《江南丝竹文曲专辑》（周皓二胡、周惠扬琴、杜炳荣琵琶、戴树红箫）。在完成上述十二首文曲的乐谱记录的同时，在实际演奏中，孙文妍带领会员们对《中花六板》《朝元歌》《灯月交辉》《霓裳曲》《高山流水》《妆台秋思》《寒江残雪》《凡忘工》《青莲乐府》《汉宫秋月》《怀古》《琵琶词》等十几首曲目的音乐精雕细琢，形式上保持自由度，旋律线条讲究精致细腻，做到移步不换形。
2015年文化部委托上海市非遗中心进行“二十世纪流传上海江南丝竹老作品整理恢复工程”项目。已是第三代上海国乐研究会的演奏者们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又完成了十二首文曲的录音工作，把这些濒临失传的曲目整理和保留下来。因上海国乐研究会在演奏中坚持保存传统丝竹乐特色，在历年来的各种江南丝竹乐比赛、交流会中均获得好评和殊荣。比如，获得第五、六、七、八届“长三角”地区民族乐团展演“保护传统文化重大贡献奖”“弘扬传统优秀音乐文化杰出贡献奖”、海内外江南丝竹邀请赛金奖、上海市江南丝竹比赛金奖等。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从孙裕德到孙文妍再到现在的何小栋（副会长），上海国乐研究会一路走来，人员已经更替了好几拨，但始终坚持演奏传承传统乐曲，坚持守着“老”江南丝竹乐的基本特点，并通过实践磨炼将江南丝竹的音乐特色以及其中蕴涵的秀美、平和、温婉的音韵和气质保存下来。
如今，国乐社第二代音乐人周惠、周皓（均为国家级传承人）等已故，第三代乐社成员多数也已步入老龄，新生代演奏者加入的并不多，乐队的传承工作迫在眉睫。尽管已经85岁高龄，疾病缠身，但孙文妍一直乐观地坚持着：坚持排练、登台主持、演奏，坚持在自己的小屋里看书写作……她在分秒必争，要让更多人了解江南丝竹的美与好，要把“正声”留住，要把根脉留住！
注释：
[1]程午加：《二十年代民族器乐活动情况的回忆》，《艺苑》，1983年第3期，第98页。
[2]资料由何小栋提供。
文章来源：音乐生活,2025,(0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