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美学意象是民族音乐文化的精神核心，这一核心在刘德海《人生篇》琵琶组曲的创作中，始终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本文以文化符号学为理论框架，通过分析琵琶组曲《人生篇》中的《童年》《老童》及《春蚕》等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品，探讨传统美学意象在其琵琶作品中的符号化呈现方式、转化逻辑以及曲目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通过研究发现，刘德海凭借对生命意象、哲思意象、情感意象进行符号化的重新构建，实现了传统美学精神和现代琵琶语言之间的交流对话，在延续优秀传统民族音乐文化基因的同时，又赋予这些曲目传统意象崭新的时代内涵。

关键词：文化符号学 刘德海《人生篇》 传统美学意象

中国传统美学将“意象”作为核心范畴，注重“立象以尽意”这样的审美旨趣，从《乐记》中“乐者，心之声也”的表述，到嵇康《声无哀乐论》中的哲学思考，能够明确感受到在传统音乐中，始终将“意象”作为连接音乐形式和文化精神的纽带。而刘德海先生所创作的《人生篇》琵琶组曲，以人生的不同阶段作为叙事线索，巧妙地将传统美学意象和现代琵琶技法进行深度融合，进而构建了一套独特的生命美学表达体系。[1]

文化符号学为解读这一现象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索绪尔提出的“能指”及“所指”理论，以及罗兰·巴特的“神话”概念，能够有效地解析传统美学意象是怎样从文化符号转化为《人生篇》中的独特的琵琶音乐符号的，以及它是如何在当代语境中生成新的意义。本文将聚焦《人生篇》中具有代表性的曲目，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分析传统美学意象的符号化表达路径，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逻辑和审美价值。

一、传统美学意象的符号学解构

（一）意象作为文化符号的双重属性

传统美学意象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兼具“能指”与“所指”的双重属性，“能指”具体体现为意象的外在表现形式，类似于“草木枯荣”所呈现出的自然变化；“所指”则是它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如同生命轮回、时光流逝的深层哲理。在中国传统的琵琶音乐当中，意象的“能指”与“所指”构建出一种固定的符号关联，例如在古曲《平沙落雁》中，“雁群起落”的“能指”对应的是“归乡情思”这个“所指”，这种符号关联经由千年的积淀，成为了民族文化方面的共识。[2]

（二）传统琵琶音乐中的意象符号系统

传统的琵琶音乐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意象符号系统，可划分成生命意象、情感意象和哲学意象这三大不同的类别，生命意象主要是以自然生命当作符号的载体，例如《飞花点翠》中的“落花”；而情感意象则是以人伦情感作为核心内容，如《思春》中所表达的“怀春”情感；哲学意象却体现出了生命轮回的宇宙观念，如同琵琶演奏过程中的“音腔起伏”，象征着人生会遇到的各种波折，“音色明暗”则象征着祸福相互依存的哲理。这些意象符号系统共同构成了传统琵琶音乐的审美密码，为《人生篇》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符号资源。[3]

二、《人生篇》琵琶作品中传统美学意象的符号化呈现

（一）生命意象的符号转化：以《春蚕》为例

《春蚕》是《人生篇》组曲中体现奉献精神的代表之作，将“春蚕吐丝”这一生命意象进行了深刻的符号化转化。这部作品将春蚕从开始吐丝直到结成蚕茧的整个生命历程当作一种隐喻，呈现出一种无私奉献的人生境界。

从能指的层面来看，作曲家运用细腻的琵琶技法模拟春蚕的生命活动。在乐曲中，用连续不断的“轮指”来呈现蚕儿持续不断吐丝时绵延的状态，凭借“泛音”和“实音”相互交替的方式揭示蚕丝轻盈又坚韧的特点，依靠“滑音”的细微改变来刻画蚕儿蠕动时的动态情况，这种对生物活动进行的抽象化处理办法，使“春蚕”这一意象摆脱了单纯的具象模仿，进而成为了承载着生命价值的音乐符号。

在所指的层面上，作品将“春蚕”这个意象与人文精神相联结。春蚕有着“到死丝方尽”的生命特性，象征着自我奉献的人生态度，这和传统美学中“鞠躬尽瘁”的道德诉求是相契合的。音乐中，演奏技法的强弱变化，隐喻着生命能量的积蓄和释放，传达出“生生不息”的传统生命哲学观念，实现了自然生命与人文精神的符号性融合。

这种符号转化在乐曲结构中形成了严密的逻辑闭环。乐曲开篇“轮指”的渐弱渐强，如同春蚕破卵时生命力量的苏醒，与传统美学中“生之初”的哲思相呼应；中段“泛音”与“实音”的交织，恰似蚕丝在空中飘荡的虚实之态，暗合传统文化里“虚实相生”的审美法则[4]。当“滑音”与“轮指”在高潮部分叠加，急促与绵长的音色碰撞，既展现春蚕吐丝的极致状态，更隐喻奉献精神在生命临界点的升华。这种技法与意象的深度耦合，让“春蚕”符号既有生物形态的可感性，又有人文精神的穿透力，成为传统生命美学现代转化的典范。

（二）哲思意象的符号重构：以《老童》为例

《老童》这部作品借助“老幼共生”这种独特的意象组合方式，对传统意义上“阴阳相生”的哲思意象进行重构，这部作品打破了以往按照年龄顺序来进行线性叙事的常规模式，在音乐中采用了老年时光与童年时光的交错呈现，生动地体现出传统哲学中“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观念。

在能指的层面，作曲家打造了双重符号系统，运用低音区的“慢揉”“扫弦”等演奏技法，体现老年所具备的沧桑感，可将它看作是“阴”的象征；而高音区的“跳音”及“泛音”等演奏技巧，则呈现出童年时的纯真烂漫，为“阳”的体现，两种不同的音色系统通过节奏相互交织、相互叠合在一起，呈现出具有“阴阳相生”特点的音响结构。刘德海先生通过这样巧妙地的技法处理，将原本较为抽象的哲学概念，转化成能够让听众切实感知的音乐符号，这样一来，“老幼”的直观意象成为了哲学思想“阴阳”的承载者。

在所指的层面，作品借助意象之间的碰撞来揭示生命的本质。老年音色与童年音色在乐曲中交替对话，隐喻着在生命循环的进程中“返璞归真”的景象，呼应着《道德经》中“复归于婴儿”的哲学命题，音乐中两种意象和谐共生，阐释了传统美学中“和而不同”的智慧，同时也使得哲思意象在现代琵琶语言中获得了新的表达维度。[5]

这种意象重构在音乐叙事中形成了独特的张力。当低音区“慢揉”的沉缓音色与高音区“跳音”的明快节奏突然叠合，恰似岁月沧桑与童真初心的碰撞，暗合“阴阳相济”的传统哲思。乐曲中段“扫弦”的厚重与“泛音”的清亮交替出现，构建出“老幼对话”的音响场景，此时“对立统一”不再是抽象概念。尾声处两种音色渐趋融合，沧桑中透着纯真余韵，既象征生命终点对起点的回望，又暗合“阴阳归宗”的哲学意境。这种将哲学理念具象化的处理，使其传统突破文字桎梏，在琵琶的音色流转中完成现代转生。

（三）情感意象的符号创新：以《童年》为例

《童年》作为《人生篇》的开篇之作，以纯真记忆作为主题，将以往对“童趣”的情感意象进行现代化的创新，突破了传统音乐中情感表达的单一化模式，依靠多维度的技法组合呈现童年情感的丰富层次。

《童年》中的“能指”是以多种多样的琵琶技巧来构建情感方面的符号。在乐曲中，作曲家运用“弹挑”技法来表现孩童嬉戏打闹时的欢快情绪，又通过“轮指”技法渐强渐弱的变化，模拟情绪的起伏波动，“打音”和“泛音”的点缀刻画出童心的灵动活泼，这些技法在保留传统琵琶表现愉悦情感的灵动韵味的同时，融入了现代音乐的节奏组织方式，使情感意象的“能指”变得更加丰富多样。

《童年》中的“所指”则是将个人化的童年记忆拓展为普遍性的生命体验。音乐中的情感表现纯真、热烈，这种情感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限制，成为了人类共通的情感标识。作品借助对“童趣”这样的意象展开现代性的诠释，激活了传统美学中“赤子之心”的价值追求，使情感意象在当代的语境之下有了能够跨越时空的共鸣能力。

乐曲中情感意象的现代转化在结构中层层递进。开篇“弹挑”的活泼节奏如童年初显的雀跃，与传统民乐中“喜洋洋”的欢快基因一脉相承；中段“轮指”的强弱起伏似孩童情绪的自然流转，现代节奏的顿挫处理让情感表达更具真实颗粒感。当“打音”的俏皮与“泛音”的空灵在高潮交织，既保留了传统琵琶“玲珑剔透”的音色特质，又通过现代织体编排营造出童年特有的梦幻感。这种传统韵味与现代技法的交融，让“童趣”意象既有文化根脉的厚重，又有当代表达的鲜活，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情感纽带。

三、传统美学意象符号化的创作逻辑

（一）符号的解构与重组：从“意象原型”到“现代转译”

刘德海先生在《人生篇》中对传统意象的处理，遵循着“原型解构—现代重组”的创作逻辑，这里所说的“原型解构”，意为打破传统意象所具有的固定符号关系，例如将“春蚕”从“蚕桑生产”这样单一的“所指”中解放出来，而“现代重组”，则是给意象赋予新的“能指”形式，使其能够与当代人的生命体验相互契合。

这种逻辑在《春蚕》这部作品中体现得酣畅尽致，作曲家对传统“蚕”意象所代表的农事符号进行了解构，借助现代琵琶的音色控制技术与特色鲜明的多样化演奏技法，对符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组。一方面保留了“蚕丝”的物质特性，使得传统的“能指”意象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又为“蚕丝”赋予了奉献精神的新内涵，让“所指”得到拓展，这样的处理方式让传统意象摆脱了历史语境所带来的限制，进而形成了一种“古意新解”的符号张力。

（二）意象的时空叠合：传统符号的当代语境嵌入

《人生篇》组曲的特点在于采用了“时空叠合”的创作手法，这种创作方式实现了传统意象的当代转化。在这部作品中，传统的意象符号被放置到现代生命体验的具体语境当中，进而使两者在乐曲中构建了跨越时空的对话关系。

其中《老童》一曲，在处理意象方面是具有典范性质的作品，它将传统的“返老还童”的神话意象，嵌入到现代社会人们对于生命本质进行思考的语境中，通过琵琶繁复庞大的演奏技法呈现老年音色与童年音色时空交错的景象，使得传统的意象获得了当代的诠释。这样的创作逻辑不单单保留了传统符号所具备的文化基因，又使其与现代听众的生命体验产生联结，增强了传统意象的当代传播力。

四、传统美学意象符号化的文化意义

（一）生命美学的现代建构

在《人生篇》中，传统意象采用符号化的表达方式，构建出具有当代特色的生命美学体系，这部作品依靠“春蚕”“老童”这些意象进行符号转化，将传统的生命哲学与现代的人生体验相互融合，为当代的听众提供了感悟生命价值的全新视角。这种构建传承了“生生不息”的传统美学精神，同时对现代社会中人类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作出了回应，强化了文化认同中的生命维度。

（二）传统技法的创造性传承

刘德海通过意象的符号化实践，实现了琵琶传统技法的创造性传承目标。在《人生篇》组曲中，传统技法不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技术呈现，而是转变为用于意象表达的符号工具，例如“轮指”这一技法在《春蚕》中象征着生命延续的符号，“泛音”在《童年》中成为了纯真心灵的承载载体，这样的传承模式让传统技法获得全新的生命力、理解力，还能够避免技术传承过程中出现的形式化困境。[6]

（三）情感表达的边界拓展

传统意象采用符号化的表达方式，拓展了琵琶音乐情感表达的范畴。《人生篇》突破了传统琵琶音乐情感表达的单一性，借助对意象进行多维度的符号化处理，实现了对复杂情感的精准传达。像《老童》中存在的“沧桑与纯真”两重情感的相互交织、《春蚕》中“痛苦与喜悦”的辩证统一，这些都体现出传统意象符号在表达复杂情感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为琵琶音乐的情感表达开辟了全新的空间。

结语

从文化符号学视角看，刘德海《人生篇》琵琶作品中的传统美学意象表达，是一个符号解构、重组与再生的过程。该作品对生命意象、哲思意象以及情感意象展开了创造性的转化，在保留传统意象所蕴含的文化内核的同时还赋予其现代琵琶语言新的表达形式，实现了“以乐喻生”的审美追求。

在符号解构层面，《人生篇》将传统美学中“阴阳相生”的哲思拆解为具体的琵琶语汇，乐曲中的“扫弦”技法呈现岁月沧桑的厚重，以“泛音”的清亮剔透对应童真初心的纯粹。重组过程中，作曲家将散见于传统音乐的意象碎片通过现代节奏组织串联，让传统符号在新语境中产生对话。再生的符号体系更具当代张力：“泛音”的空灵不再仅指向山水意境，更隐喻生命本质的澄澈；“轮指”的绵延既保留传统抒情性，又暗含生命能量的流转。这种符号转化让传统美学意象突破形式桎梏，在现代听众心中唤起跨越时空的文化共鸣。[7]

这种创作实践不只是拓宽了琵琶音乐的现代表达范围，还在当代的环境背景下使传统美学的内在生命力焕发了新的生机，《人生篇》将意象进行符号化处理方面所积累的经验表明，传统美学意象在现代器乐创作中呈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及创新能力。未来，随着创作实践的不断深入，传统意象的符号化表达将为民族器乐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而文化符号学视角也将持续为解读这一过程提供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刘德海.艺术与哲学漫谈[J].中国音乐.2014(04):14-16+35.

[2]赵维平.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J].中国音乐学.2003(04):34-48.

[3]高建平.创新才能激活美学传统的当代意义[J].中国文艺评论.2019(06):21-30.

[4]王次炤.语言、概念、跨学科和中国文化精神——关于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几点看法[J].音乐研究.2018(04):5-8.

[5]葛雅琳.音乐符号学论坛暨2019年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专题笔会综述[J].人民音乐.2020(03):68-69.

[6]杨洸.符号学方法与音乐美学[J].中国音乐.1994(02):21-25.

[7]张前.音乐美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音乐美学基础》绪言[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1991(04):3-10.

作者简介：徐华梅，山东海事职业学院教师

孙颖，江苏师范大学副教授

文章来源：乐器,2026,(03):104-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