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琵琶历经千年迭代，形制体系逐步完善，先后进行直项到曲项、无品少品到多品全律、圆形蒙皮音箱到梨形实木音箱的核心变革，同时实现琴弦材质、演奏义甲、持琴体态的系统性改良。器物形制的持续优化是演奏技艺革新的核心前提，琴弦张力、音箱共鸣、琴身结构、品位布局的每一次调整，都直接推动持琴姿势、发力方式、演奏技法的迭代升级。琵琶演奏从唐代之前的拨子弹奏、横斜抱琴的古朴范式，逐步发展为竖抱指弹、技法多元、音色丰富的成熟体系，当代已形成上百种规范化演奏技法。本文以形制改良与技艺衍展的互动关系为核心，梳理琵琶历代器物形制演变脉络，剖析形制变革对持琴体态、弹奏方式、技法体系的决定性影响，探寻二者相辅相成的发展规律，为琵琶演奏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提供学理参考。

关键词：琵琶 直项 曲项 持琴姿势 演奏技艺

琵琶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弹拨乐器，其千年发展史核心体现为器物形制与演奏技艺双向适配、协同演进。学界关于琵琶本土起源与域外传入的争议由来已久，现有研究多侧重起源考证、文化传播、艺术审美等宏观维度，较少聚焦形制变革对演奏技法的直接赋能机制。

从发展主线来看，唐以前“琵琶”为弹拨乐器统称，本土直项琵琶奠定早期形制基础；南北朝以后，西域曲项琵琶与本土乐器融合，重塑琵琶核心结构。整体而言，琵琶的名称释义、起源争议、文化象征等均为辅助背景，其艺术发展核心脉络始终围绕形制迭代推动技艺升级展开。基于此，本文剥离冗余文化背景与史料赏析，聚焦器物本体与演奏技术的内在关联，系统论述琵琶形制、持琴方式、弹奏技法的演进逻辑与互动规律。

一、琵琶形制的历代改良演进

琵琶形制的演变是一个持续适配演奏需求、优化声学性能、完善音律体系的动态过程，主要分为直项琵琶原生发展、曲项琵琶融合定型、近现代科学化改良三个核心阶段，每一次形制调整均为后续技艺革新提供硬件支撑。

（一）直项琵琶的原生形制特征

直项琵琶又称秦琵琶、秦汉子，是华夏原生琵琶形制，雏形源自秦代弦鼗，为秦汉时期主流弹拨乐器形制。结合傅玄《琵琶赋·序》、杜佑《通典》等文献记载，早期直项琵琶核心形制特征清晰：琴颈笔直、整体体型小巧、圆形双面蒙皮音箱，结构简约、便携性强，适配马上即兴弹奏的原始演奏场景。[1]

早期直项琵琶琴弦数量较少、无固定品位，音域狭窄、音准稳定性不足，演奏方式粗放，仅可完成基础旋律弹奏。汉代以后，直项琵琶逐步改良，摒弃双面蒙皮结构，改用实木圆形音箱，定型三弦、四弦制式，并增设简易品位，声学效果与演奏稳定性显著提升。魏晋时期，改良型直项琵琶盛行，文人阮咸尤善此器，后世遂以“阮咸”（简称阮）命名这类乐器，独立发展为全新乐器品类，而传统直项琵琶依旧在民间流传，构成早期琵琶多元形制并存的格局。[2]

整体而言，直项琵琶简约古朴的形制，决定了上古时期琵琶演奏姿势单一、技法简单、表现力有限的艺术特征，是琵琶艺术发展的初级阶段。

图1 三国东吴青瓷罐上直项琵琶演奏雕像（局部），江苏金坛出土。

（二）曲项琵琶的融合与形制定型

南北朝民族文化交融，西域曲项琵琶传入中原，与本土直项琵琶深度融合，彻底重构了琵琶形制体系，是琵琶发展史上最关键的形制变革。据《隋书·音乐志》记载，曲项琵琶随天竺乐、龟兹乐传入北方，其曲颈结构、梨形单面实木音箱的形制特征，区别于本土直项琵琶，声学共鸣效果更优、音色层次更丰富。[3]

隋唐时期，曲项琵琶成为主流制式，形制趋于成熟：琴颈弯曲、四弦制式固定、半梨形桐木音箱定型，摒弃了传统圆形蒙皮音箱的弊端，音色浑厚明亮、共鸣绵长，适配宫廷燕乐的演奏需求。得益于形制优化，琵琶在唐代十部乐中占据核心地位，应用场景从民间即兴演奏拓展为宫廷专业乐舞核心乐器。

宋元明清是琵琶形制精细化改良的关键时期，为适配精细化演奏需求，琵琶整体体型缩小、琴颈加长、重心下移，更适配手部操作。品位体系持续完善，明代形成四相十品制式，清代完善为四相十二品，音律布局愈发规范；制作用材不断升级，紫檀、老红木成为主流琴身材质，牛角、象牙用于琴轸制作，乐器稳定性与声学品质大幅提升，基本趋近现代琵琶形制。

（三）近现代琵琶的科学化形制革新

近代以来，琵琶形制改良以适配十二平均律、拓展音域、优化演奏性能为核心。20世纪初，刘天华率先完成制式革新，将传统四相十二品琵琶改良为六相二十四品，实现音律科学化、标准化，彻底解决传统琵琶音律不全、转调困难的问题，为现代多元技法的发展奠定基础。[4]

新中国成立后，演奏艺术家与制琴匠人协同创新，整合南北琵琶制作工艺优势，借鉴西洋乐器声学原理，优化琴身结构与震动体系，兼顾传统音色韵味与现代声学性能。当代琵琶品位进一步拓展，主流制式为二十八品，最高可达三十品，音域覆盖更广、转调更为便捷。同时，琴弦材质完成迭代升级，从传统肠弦、丝弦，改良为钢丝弦、钢绳弦、尼龙复合弦，琴弦张力、音色亮度、耐用性全面提升；义甲材质持续优化，赛璐璐、尼龙、高分子材质逐步替代传统材质，更适配精细指弹技法。

此外，为适配室内乐、重奏、协奏的现代演奏场景，当代研发出高音、低音专项琵琶，丰富了琵琶形制体系与音色层次，为现代多元演奏技法的创新提供了全新器物支撑。

图2 南京西善桥古墓出土的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画像。

二、形制变革驱动下的持琴姿势演变

琵琶持琴姿势的迭代，完全依托形制结构的改良，形成横抱—斜抱—竖抱的演进脉络。体态的变革持续解放双手，彻底突破传统演奏局限，是技艺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横抱、斜抱：古制形制对应的原始体态

魏晋至唐代，琵琶以短颈、大腹、重心偏高的古制曲项形制为主，适配游牧民族马上演奏场景，横抱、斜抱为唯一主流持琴姿势。早期琵琶体型笨重、无完善品位体系、琴身固定性差，横斜抱琴的方式更适配行进、乐舞、即兴弹奏的需求，操作便捷、不易脱落。[5]

从唐代载乐驼俑、敦煌莫高窟壁画、正仓院唐代琵琶图像资料可见，隋唐琵琶演奏多为横抱、斜抱体态，适配拨子弹奏的发力逻辑。但该体态存在明显局限：琴身稳定性差、易晃动，左手难以完成复杂换把、揉弦、绰注动作，演奏仅能局限于基础把位，技法拓展空间极小，制约了左手演奏技艺的发展。

五代时期，琵琶形制小幅精简，斜抱姿势逐步取代横抱，成为厅堂雅乐主流体态，琴身稳定性略有提升，为基础精细演奏提供了可能，但整体体态依旧制约复杂技法的发挥。

（二）竖抱：现代形制定型后的标准化体态

宋辽以后，琵琶梨形音箱趋于扁平、琴颈加长、重心下移、品位体系完善，形制结构的优化，直接推动持琴姿势向竖抱转型，历经宋元明清的发展，竖抱成为当代琵琶通用标准体态，仅岭南一带的南琶仍保留斜抱制式。

竖抱姿势的普及，是琵琶技艺飞跃式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其优势完全依托形制改良实现：其一，扁平梨形琴身可紧密贴合人体，重心稳定、固定牢靠，彻底解决古制琴身晃动的问题，适配多品位、宽音域的演奏需求；其二，体态稳定彻底解放左手，左手可自由完成四把位完整换把，推拉、吟揉、泛音、跳颤等精细技法得以实现，左手表现力大幅拓展；其三，琴身垂直固定让右手运指不受角度限制，上下、前后发力灵活，力度、速度、音色的调控空间显著提升，为繁复右手技法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

综上，持琴姿势的每一次变革，均是形制结构优化适配演奏需求的直接结果，而体态的革新又进一步释放了乐器的演奏潜能，推动技艺持续升级。

图3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三、形制与体态迭代下的演奏技艺衍展

依托形制改良与持琴体态的优化，琵琶演奏技艺完成了从拨弹粗放范式到指弹精细体系的革命性转变，逐步构建起左右手分工明确、文武兼备、体系完善的现代演奏技法系统。

（一）古制形制下的拨弹技法体系

唐代之前，受限于琵琶形制、琴弦材质与持琴体态，琵琶演奏的主流方式为拨弹。早期琵琶采用肠弦、筋弦，琴弦张力极大，仅凭手指难以把控力度与音色，必须依托木质、牙质、铜质硬质拨子发力。同时，横斜抱琴的不稳定体态，也无法支撑精细手指演奏，拨弹成为适配古制弹拨器物的最优选择。[6]

拨弹技法发力厚重、音色粗犷洪亮、爆发力强，适配唐代大气磅礴的乐舞风格。唐代贺怀智、段善本、曹刚等演奏名家，均以拨弹技艺见长，弹奏声响雄浑震撼。《乐府杂录》等文献记载反映，唐宋拨弹技法以大幅度拨挑、重力度击打为主，技法范式单一、细节修饰不足、音色层次匮乏，仅能实现旋律的基础表达，无法呈现细腻的音乐情绪，这也是由当时器物形制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二）形制革新催生的指弹技法革命

唐代贞观年间，随着五弦琵琶形制改良、琴弦工艺优化，乐师裴洛儿首创指弹技法，开启了琵琶演奏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形制的持续完善，为指弹技法的成熟提供了核心支撑：标准化四弦制式、柔性丝弦的普及、竖抱稳定体态的定型，彻底解决了手指发力受限、琴身晃动的难题，让无拨子手指演奏成为可能。[7]

区别于世界多数弹拨乐器向手心收拨的演奏逻辑，琵琶依托独特的曲项梨形形制，形成义甲向外弹挑的专属发力方式，音色通透清亮、灵动细腻。指弹技法的普及，彻底改变了琵琶的艺术特质，让演奏从粗放雄浑走向精致多元。其中，依托稳定体态与完善品位体系形成的轮指技法，音色圆润连绵、层次丰富，成为琵琶独有的标志性技法，无可替代。

手指的完全解放，让琵琶演奏的细节表现力、情绪感染力实现质的飞跃，演奏者可精准调控强弱、快慢、虚实，实现细腻婉转、意境悠远的音乐表达，彻底突破了传统弹拨技法的艺术局限。

（三）现代形制赋能下的完整技法体系

近现代琵琶科学化形制改良，推动演奏技法形成系统化、多元化的完整体系，左右手技法分工明确、品类丰富、文武兼备。

左手依托多品位、宽音域、稳定竖抱体态，构建出完善的润腔技法体系，涵盖推拉、吟揉、绰注、泛音、打带、跳颤、煞绞等核心技法，可灵活修饰音高、丰富韵味、营造意境，实现传统民乐的气韵表达。

右手依托现代琴弦与义甲材质的优化，形成海量基础技法与组合技法，弹、挑、扫、拂、挂、临、摇指、滚指、勾搭等基础技法成熟定型，轮指更是衍生出上出轮、下出轮、挑轮、扫拂轮等多种变式，技法组合灵活多变、表现力极强。[8]

形制与技法的协同演进，让现代琵琶摆脱了单一旋律演奏模式，实现线性、块状、交响化的多维音乐表达，既可演绎传统古曲的古朴意蕴，亦可适配现代创作曲目、室内乐、协奏曲的多元风格，成为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表现力的民族器乐。

结 语

纵观琵琶千年发展脉络，器物形制改良是演奏技艺衍展的根本动因，演奏技艺的创新需求反向推动形制持续优化，二者双向赋能、协同演进，构成琵琶艺术发展的核心逻辑。

从先秦直项琵琶的简约形制、粗放拨弹，到唐代曲项琵琶的融合定型、拨指并行，再到近现代科学化制式、完善的指弹技法体系，琵琶的每一次艺术升级，都始于器物结构、材质、体态的微小改良，最终落地于演奏技法、艺术表现力的跨越式提升。形制决定技法的边界，技法定义乐器的价值，这是琵琶艺术千年发展印证的客观规律。

当代琵琶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仍需坚守形制与技艺适配发展的核心逻辑，依托成熟的器物形制，持续挖掘技法潜能、丰富艺术表达，同时结合现代演奏场景与审美需求，推动形制改良与技法创新深度融合，让千年琵琶艺术在当代音乐语境中持续焕发全新活力。M

参考文献：

[1][唐]杜佑.通典[M].中华书局,1988:367-368；[晋]傅玄.琵琶赋·序[M]//严可均.全晋文.中华书局,1958:489-490.

[2]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委会.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江苏卷[M].大象出版社,1999:299.

[3][唐]魏征等.隋书·音乐志[M].中华书局,1973:347-348.

[4]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上海中国民族乐器博物馆.图说琵琶[内部资料].2007:41-42.

[5]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上海中国民族乐器博物馆.图说琵琶[内部资料].2007:14-15.

[6][唐]段安节.乐府杂录[M].中华书局,1985:22-23.

[7][唐]杜佑.通典[M].中华书局,1988:371.

[8]刘德海.琴海游思[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78-81.

作者简介：王思霄，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博士、江苏省民乐团二级演奏员

文章来源：乐器,2026,(10):124-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