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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大曲传余韵笙管参差谱华章 ——笙曲《秦王破阵乐》的美学特征和音乐特色
董青 华音网 2025-12-08

摘要:笙曲《秦王破阵乐》是当代笙曲创作和演奏的一次成功的探索。该曲既保持了唐代大曲的宏伟气势,又充分展示了笙演奏技巧的特色和革新。本文从美学角度、作曲技法、

笙的演奏特色等几个方面阐述了该曲的美学特征和艺术特色。笔者认为以当代人的眼光和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体验来展示作品内涵,力图以古老的民族乐器为载体,尝试在传统、民间与现代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正是当代笙曲创作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秦王破阵乐》 张之良 美学特征 艺术特色

将古典传统音乐题材置于现代语境下来审视切入,使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人文理念有效地整合融汇,在传统元素与现代意味中寻找到最自然的融合方式,创作出中国民乐的新经典。张之良先生创作的笙曲《秦王破阵乐》,就是这样的作品。

《秦王破阵乐》是唐代一首集歌、舞、乐于一体的综合歌舞大曲,该曲歌颂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英勇、睿智、武功定天下的英雄气概。其恢弘的气势,壮观的场面,浩荡的旋律,成为唐代以来颂歌类大曲的经典曲目。著名笙教育家、演奏家张之良先生①将这首大曲浓缩、精炼,巧妙编排,创编成一首古曲题材的笙独奏曲。该曲既保持了原大曲宏伟气势,又充分展示了笙的丰富表现力和演奏技巧,同时也填补了笙曲没有古曲题材的空白。成为近年来笙专业教学的必修曲目和广受喜爱的经典曲目之一。

一、历史沿革

唐代歌舞大曲《秦王破阵乐》为唐初的军中乐舞,表述了公元620年,秦王李世民击败刘武周,士兵们利用军中旧曲填唱新词庆祝胜利,歌颂君王的热烈场面,“秦王破阵”之曲流传于世。李世民即位后,亲制《破阵舞图》,命吕才、魏徵等协音律、制歌辞,列百余人披甲执戟而舞,同时伴以演唱和乐队,阵容浩荡庞大。该曲调在汉族清乐基础上吸收龟兹乐,既恢弘高昂又委婉流畅,其中鼓乐雄壮威武,声势浩大彰显将士的勇猛,史书记载“声闻百里,动荡山谷”,达“发扬蹈厉,声韵慷慨”之势。此后该乐舞根据不同君主的需要几次易名,唐太宗曾将该曲更名为《七德舞》。唐高宗时更名为《神功破阵乐》,唐玄宗时更名为坐部伎的《小破阵乐》等。武则天时期,日本遣唐使团来华后将此乐和乐谱带到日本,唐代以后原谱在中国已流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音乐家何昌林先生②从日本得到唐代石大娘编撰的五弦琵琶谱《秦王破阵乐》③并解译该谱,将乐歌和乐曲组合成歌曲,于1983年举行的《华夏之声·古谱寻声音乐会》上首次公演。

①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笙演奏家、教育家、作曲家、乐器改革家。他在笙的演奏技法上有较大创新,丰富了笙的表现力,著有《笙的演奏法》、《笙演奏教程》等专著。

笙曲《秦王破阵乐》是张之良先生依据解译谱改编而成的,1983年5月首演得到了专家学者、器乐同行、广大笙爱好者的高度赞誉和充分的肯定。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曲的出现不仅丰富了笙曲的演奏风格,而且也填补了现代笙乐曲中没有古曲题材的空白。

对于创作该曲的初衷,张之良先生感慨良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音乐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新作品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对传统古曲的挖掘整理工作也不断传出新的成果。李西安先生策划和主持的两届“华夏之声音乐会”,展示了古曲的艺术魅力,在音乐界产生很大影响。作为两届音乐会的参与者和欣赏者,张之良被传统古曲的艺术魅力深深的打动,尤其是《秦王破阵乐》使他最为深刻,当他首次听到这首大曲时,就被那气势磅礴、催人奋进、所向披靡的浩荡旋律所震撼不已,内心随着跳动的音符澎湃汹涌,创作的冲动油然而生。“乐曲的魅力、情感的驱使、职业的特质,使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将其创编为一首笙独奏曲的想法,”张之良先生如是说。怎样才能将如此恢弘的大曲转化成为一首笙的独奏乐曲,同时既能保持原有音乐的磅礴气势,又能发挥笙这件乐器和声丰富、音色优美的特点。为此,他苦心孤诣钻研了很长一段时间,经过理论论证和实践的尝试后,他胸有成竹的认为,笙这个乐器一定能够发挥它的特色,很好地展现《秦王破阵乐》的恢弘气势。其一,笙这个“象凤之身”、“正月之音”的乐器,其独特的音色、丰富的和声、厚实的音响、宽广的音域,是能够较好地表现“唐代颂歌”的恢弘气势。其二,笙历史久远,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有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已是王侯将相钟爱的乐器;在宫廷雅乐中担当伴奏和独奏;隋唐时期的燕乐,笙在乐队中也是担当主要角色的。因此,唐代在演奏《秦王破阵乐》时也一定使用大、小不同规格的笙,(实践证明在日本有笙谱《秦王破阵乐》)。其三,笙的历史虽然久远,流传了几千年,但却不像古琴、琵琶那样,流传下来大量的古代乐曲。提到笙的古典曲目,还是真是寥若晨星。近年来的笙曲创作虽很繁荣,但古曲题材缺乏,对于一件有几千年历史的乐器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所以,“对于我这样一位从事笙艺术演奏和教学多年的教授来说,是有责任、有义务创编一首古典的、传统题材的笙独奏曲,来填补这个空白的。”功夫不负有心人,乐曲创作完成一经公演,即博得各界如潮佳评。现已成为艺术院校的必修曲目,目前该曲已成为音乐会、比赛、考试中的重点保留曲目。

二、美学特征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音乐、歌舞极盛的时期,而《秦王破阵乐》和《功成庆善乐》、《上元乐》是唐初最具代表性的三大乐舞。其中《秦王破阵乐》被认为是继周代《大武》之后的又一部经典巨作。该曲歌颂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文德武功,体现了初唐时期的音乐风貌,同时也展示了唐初李世民的音乐美学思想。

1.崇尚先秦礼乐思想

唐初期群雄割据、战乱四起,儒家思想衰落,礼乐不兴,民意渴望安定,经济百废待兴。如何尽快地安定社会、制定朝纲、顺应民心、提高经济,是李世民面临着的首要考验。他认为,要借鉴先秦儒家思想的治国精髓,以儒家思想为立国之本,把政治统治与文化艺术相结合,以礼乐思想

②何昌林,音乐理论家,中国音乐学院研究员。撰有《天平琵琶谱之考、解、译》等论文,并译解、演奏唐传五弦琵琶谱《秦王破阵乐》。

③五弦琵琶谱《五弦谱·秦王破阵乐》,筝谱《仁智要录·秦王破阵乐》,琵琶谱《三五要录·秦王破阵乐》、《三五要录·皇帝破阵乐》、《三五要录·散手破阵乐》,笙谱《凤笙谱吕卷·秦王破阵乐》,育筚篥谱《中原芦声抄·秦皇(王)》,笛谱《龙笛要录·秦王破阵乐》,琵琶谱《三五中录·秦王破阵乐》等,现存于日本奈良博物馆中。教化天下子民,才是巩固唐朝社稷的明智选择。因此选择了“制礼作乐”、“功成作乐”的举措。

每个朝代音乐思想的形成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君主的音乐审美思想的倾向直接决定着这个朝代及这个时期的音乐发展方向。李世民尊崇先秦的礼乐教化传统,深知“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教化功能,强调音乐的社会作用,倡导“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美学追求,不但开创了初唐音乐艺术的繁荣局面,也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和社会的稳定。

《秦王破阵乐》自产生至完善,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通俗到高雅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展示了李世民作为一名开国君主治国安邦的韬略,同时也体现和凝聚了李世民作为一代明君的音乐审美追求——崇尚先秦礼乐思想。

该曲的雏形只是民间的小型歌舞,这种歌舞是伴有描述战争场面的音乐舞蹈,主要用于士卒们在战争胜利后,载歌载舞欢庆胜利,李世民在得胜之时曾看到过这种歌舞的表演并记忆深刻。其实,就一般君主而言,对于刚刚建朝不久,日理万机的他们是无暇顾及音乐歌舞的。但对于文韬武略兼备,精通音律的李世民则不然,他不但关注、欣赏这种形式,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参与、策划并绘制乐舞阵图。在他的直接指导下,《秦王破阵乐》才逐步铺衍成声势浩荡、阵容强大、鼓乐喧天、歌声鼎沸、战阵威武的大型乐舞。李世民对该曲情有独钟,恰与其作为一国之君治国安邦的谋略有密切关系。

面对乐舞的辉煌气势,李世民深感欣慰,并道出了他之所以这样做的良苦用心:“朕昔在籓,屡有征讨,世间遂有此乐,岂意今日登于雅乐。然其发扬蹈厉,虽异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于本也。”④由此不难看出,李世民对《秦王破阵乐》的钟爱和关注并不是单单表现在音乐歌舞的形式上,也有告诫自己和国民勿忘战争岁月艰辛之意。作为开国的君主并没有因功劳卓著而终日沉浸在歌舞升平之中,而是利用歌舞来时时告诫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这确实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此乐舞大获成功后,李世民又将其更名为《七德舞》。由“七德”代替“破阵”使乐舞的外延和内涵有了更全面、更广泛的拓展,更好地体现了李世民文武兼备、开国立业的丰功伟绩。乐舞的成功伴随着文化艺术的开放交融,大大提升了李世民在民众中的声誉,为唐初的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体现出他深谙音乐教化作用的真谛,了解音乐对于社会的兴盛、人心的趋势所具有的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其他任何形式所不可以替代的。

《秦王破阵乐》的创作成功,奠定了唐朝礼乐教化思想的基础,也为唐代未来的音乐发展和审美倾向树立了一个样板,从而也大大地促进了唐代大型乐舞这种艺术形式的昌盛发展,也可以说,唐朝的长治久安与此不无关系。

2.开明开放儒道互补

“功成作乐”是儒家美学思想所提倡的,就是在取得政权后以音乐歌舞的形式来表现帝王的文治武功。“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⑤“功成作乐”的主要目的是歌功颂德,也是安抚民心,同时也体现了儒家所坚持的音乐与政治的关系。《秦王破阵乐》恰是“功成作乐”的经典之作。乐舞的表演,歌颂了李世民的英明威武,树立了其在民众中的威信,增加其聚合力和感召力。实践了儒家所倡导的“乐由内作,礼自外成,可以安上治民,可以移风易俗”⑥的一贯精神。李世民弃武尚文,礼乐并行的理念,的确为初唐时期的稳定和贞观时期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后,在李世民的授意下,《秦王破阵乐》被编入乐府,使其成为国乐。

在重儒家礼乐教化作用的同时,李世民的美学主张中也能看到嵇康的影子,即注重音乐的内在规律,追求音乐的形式美、自然美与时代美的结合,这在《秦王破阵乐》的旋律上以及声势浩大的形式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李世民认为:“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⑦即音乐作用于人的情感,与听者内在心情有关,与音乐的自身旋律无关。人们如果有良好的情绪,听什么样的音乐都能带来精神的愉悦。他还认为,那些亡国之声,恰是政权即将衰亡所致。李世民的这种音乐美学思想一方面显示出作为开国之君特有的自信;另一方,体现了他的开放胸怀和兼容并包思想。不排斥、不打压前朝所谓的“靡靡之音”和各少数民族音乐形式,不施文字狱,这一思想使得唐初各类音乐形式和风格如燕乐、雅乐、宗教音乐、汉族音乐、少数民族音乐争奇斗艳,相互交融、并蓄兼收,促成了音乐大融合的繁荣景象。这种现象也反映出唐初汉族和少数民族和谐共处、相互融合、平等交流的安定局面。音乐艺术的开放、交流,促成了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同时,社会的稳定又为音乐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基础。从《秦王破阵乐》的创作表演可以看出,李世民既尊崇儒家思想,又不囿于儒家的说教,而是从治国安邦、巩固政权出发,广收博取先贤的思想和经验,来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实现理想抱负。

④【后晋】刘昫等:《旧唐书·音乐志》巻二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排印本。

⑤《礼记·乐记》,中华书局1989年。

⑥同上。

三、音乐特色

笙在殷商时期就已成形,故而带有浓郁的殷商时期的审美特征——瑰丽厚重、从容矜持,既可渲染庞大的气势,也可彰显低回婉转的细腻。它旋律感强,和声丰富,虽不及编钟、编磬的壮丽,却有凤鸣般的灵秀,在宫廷雅乐中起到了融合、渲染的作用。此外,曲作者紧紧抓住破阵乐主题词,“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用笙最明亮的五、八度传统和声高奏这一主题,将乐曲推向高潮。

由于笙具有这般特性,在演奏古典题材的乐曲时,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秦王破阵乐》本是一首庞大的乐队和歌舞结合的作品,这种恢弘的气势如果采用中国传统乐器独奏的形式来表现,笙有着其他乐器不可比拟的优势。下面简述该曲的结构、段落大意及音乐特色:

1.曲式结构

引子+A+华彩段+B+结尾

笙曲《秦王破阵乐》全曲分为六段:(1)升帐——引子:表现了古代将领升帐登座的威严、豪放与霸气。(2)列队:军队分列式的操练,短兵器的操练,长兵器的操练,重兵器的操练。势不可挡,威武昂扬。(3)告急:敌营有难,弹粮欠缺,军心不稳,是攻打敌营的好时机。(4)赴战:马队、车队、人流浩浩荡荡奔赴战场。(5)破阵:马队、战车前行,步兵紧跟,弓箭齐发,云梯跟上。一次登城失败,二次破阵紧跟。(6)告捷:破阵登城成功,彰显军威国威。

值得一提的是:在笙曲的“赴战”和“破阵”章节中,大鼓象雷霆一样的敲着,笙管与唢呐劲吹着,紧张而激烈的旋律呼号着,笙忽而在高长音下,奏出流动的十六分音符,忽而用2/4和3/4拍交替出现,那铿锵有力而不稳定的节奏,象戏曲中的“马腿”铜鼓点,渲染着浓烈的战斗气氛。

2.主体材料及发展

“擂大鼓为主”,“杂以龟兹之乐”是《秦王破阵乐》演奏时的音乐特征。其旋律是以汉族清商乐为主调,吸收了龟兹乐的成分,再加入大鼓,产生了浩荡的气魄,雅、俗、胡乐完美融合,彰显了典型的隋唐音乐的特点。该特点的形成也表现了隋朝以后胡乐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并与中原的雅乐、俗乐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旋律过程,这一时期的音乐与隋代以前中国传统音乐风格大相径庭,而这一特点恰是唐代音乐的主要特色。

(1)汉胡并举的音乐主题

笙曲《秦》采用了《秦》原曲的主旋律,然后加以发展,并且贯穿乐曲始终。该主题旋律雄壮有力、气势磅礴,充分展现了古代将士势不可挡、威风凛凛的风貌(见谱例1)从旋法上加以考察,其骨架是古老的中原地区宗周礼乐文明的钟磬之乐;变宫、清角的使用,增添了浓重的胡乐色彩。该旋律在以后的赴战、破阵、告捷的段落中,多次进行变奏,全曲自始至终保持了主题音乐的因素。使得音乐风格统一,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⑦【后晋】刘昫等:《旧唐书·音乐志》巻二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排印本。

谱例1(主题)

(2)频繁的调性转换

该曲在调性方面有几次转换,在“赴战”中,乐曲主题音乐为徵调式,在147小节第二次出现时上移四度的转调变为宫调式。(见谱例2),充分展现了马队、车队、人流奔赴在大路上、田野间,马叫、人喊、尘土四扬,急跑猛进奔赴战场。

谱例2

在“告捷”中,将主题上移四度转调,变为宽广的慢板。表现了胜利后的热烈、沸腾的欢庆场面。(见谱例3)

谱例3

(3)丰富的和声构成

由于该曲的风格有异域的音乐元素,在和声的选择上,有其一定的特性。一般的乐曲多用协和的和弦,如,然而该曲采用了大量的特色和弦,如 在全曲中多次出现,这样的和弦给人以紧张、厚重、雄伟之感,体现了战阵的庞大场面。(另见谱例1之22小节)。

3.传统技法与新技法的运用

该乐曲不但在演奏技法上有创新,在传统技法的运用上也有变化和发扬。

(1)打音(用T表示)

打音在该曲中运用较多。在人们的印象中,笙的传统和声为四、五度和音。声音缺乏生气,略显呆板。而实际上,在传统的演奏技法中也是能够化解的,就是使用“打音”技法。“打音”就是在传统和音的音头上加上一个其它音。如旋律音这样加强了音头的力度。使得和音由不协和到协和。促使和音向前运动,音乐得以发展。在此曲主题a中每小节的第一拍,都要使用“打音”技法,这样使得旋律雄壮有力。充分发挥了“打音”的功能作用(见谱例1)。

(2)慢花舌的应用

在“告捷”段落中,宽广的慢板应用了大段的慢花舌。慢花舌为均匀的碎音,适于表现气势浩大的旋律。在告捷中的慢花舌应用,充分展示了它的特性(见谱例3)。

(3)双声部快速吐奏的探索

在过去创作的笙独奏曲中也采曾用双声部的演奏,但不如此曲中应用双声部快速吐奏的速度快与技术难度大。在“赴战”中由于用了此技法,使得乐曲更加烘托出战场上紧张而激烈的气氛。见谱例2之147小节至160小节,之后也多次采用此方法。同时以复调形式辅以长音的衬托,更形成了快速、急迫、紧张的音乐情绪,使音乐逐步进入高潮。

(4)双吐的运用

乐曲第四至第六部分:赴战、破阵、告捷中,采用了双吐演奏方法,该曲中双吐的演奏方法与以往大不相同。以往的笙曲中,演奏双吐时多用一拍两、三个不同音高的十六分音符。该曲双吐时,在一拍中演奏四个不同音高的十六分音符。使得音乐情绪激烈而紧张,展现了千军万马勇赴战场、勇猛杀敌的壮观场面。见谱例2之137到140小节,161到162小节。

在此曲中还应用了笙的其它传统技法,如三吐、花舌等,都能够做到恰到好处,给乐曲生辉添彩。

四、启示——代结语

总之,笙曲《秦王破阵乐》在创作和演奏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挖掘传统、继承创新上所做的有益尝试和探索,都获得了成功。这一方面体现了古曲的历史价值和美学内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编创者张之良先生的创新、发展意识。归纳起来共有三点:

1.坚持民族、民间的基本属性。当代中国民族器乐曲的创作,应首先保持民族、民间的特性,这是因为民族、民间音乐是我国音乐历史长河发展中的所积累下来的经典,它最能反应我国广大人民的音乐智慧和音乐审美倾向,也最能与广大民众产生共鸣。

2.借鉴西洋音乐的优秀成果,展示我国古代音乐的特色。汲取西洋音乐的作曲理论创作我国音乐作品,这已是当今非常普遍的做法且不乏优秀之作。笔者认为,创作者在汲取西方音乐技法的同时,更注重了我国传统音乐的发扬和光大,特别是《秦》在传统和声的挖掘上,无疑是成功的一个范例。

3.挖掘古代乐器的文化遗产,恢复笙的传统上的主流地位。近些年,在古代乐器的挖掘和整理上已是成绩非凡,特别是笙的改革和发展是力度很大的,不论在音域、音色、形制、演奏方法上已经走到乐器改革的前列,如24簧、36簧、加键笙系列、抱笙系列等都已经成为民族管弦乐队的主力,这些都为笙曲的创作和创新提供了保障,为笙这件乐器重新恢复到传统主流地位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笙曲《秦王破阵乐》迥异于古代音乐的笙语言,出现了新的思维,新的音色,新的节奏和新的织体,从而为传统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使传统在当代得到延续和发展。乐曲以其生动的叙事力和独特的音乐感染力,让听众耳目为之一新。

张之良先生创作的《秦王破阵乐》,给了我们两点可贵的启示:

启示一,在作曲家对传统音乐文化的重新认识下,他在作品中不限于民乐的常规语言、章法和表现技巧,努力探索传统器乐曲的创新之路。即以当代人的眼光和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体验来展示作品内涵,力图以古老的民族乐器为载体,尝试在传统、民间与现代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创作出笙曲的新经典。

启示二,民乐,尤其是笙这种和声乐器无排他性,与其他艺术最易共生共荣。张之良先生在《秦王破阵乐》的演奏和创作中,广纳百川,不仅借鉴了其他民族乐器的演奏特点,丰富了演奏技巧,还大胆地在戏曲门类中汲取营养,扩宽了笙曲的创作之路。同时也证明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甘泉掘之愈深,收获愈多。

目前我国民族器乐创作呈现出了喜人的局面,新人新作层出不穷,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误区,如为了求新求变而忽视了传统;缺乏生活底蕴而无病呻吟;盲目照搬西方现代作曲技法;过多炫耀技巧而缺乏艺术深度等。民族音乐创作如何发展,是目前摆在我国作曲家、演奏家面前的重要课题。笙曲《秦王破阵乐》的成功,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值得研究、借鉴的例子。

参考文献:

[1]梅雪林:《笙的历史与现状》,《乐府新声》2005年第4期。

[2]钟之岳:《论笙形制的变革对其演奏艺术的发展影响》,上海音乐学院2009年硕士论文。

[3]范元祝:《20世纪笙的改革与笙曲创作》,《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3期。

[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音乐志》巻二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排印本。

[5]【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礼乐志》,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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