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殷秀梅深情演绎的《我爱你塞北的雪》如同北国初雪般洒落；当胡琴与乐队《诗咏国魂》在于红梅苍劲的弓弦中勾勒出近代中国的艰辛求索；当竹笛与乐队《雪意断桥》在戴亚清越的笛声中营造出烟雨西湖的朦胧意境；当李宝顺在高胡与乐队《鱼尾狮传奇》中动情地讲述着“下南洋”的悲苦与辉煌；当箜篌与乐队《袍修罗兰》在吴琳空灵的拨弹中引发东方的禅思；当邓建栋、罗慧芳合作完成的二胡、琵琶与乐队《天缘》铺陈出一幅幅风情雅致的江南画卷……我们聆听到的不仅是一位作曲家与众多演奏（唱）家的坚守与追寻,更是一个群体对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时代诠释。

7月5日晚,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主办,指挥家洪侠携手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和中央民族乐团民族合唱队联合演出的“声蕴国心—民族音乐作品专场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隆重上演。这场以“人民性”“民族性”“时代性”为底色的音乐盛宴,不仅展现出民族管弦乐艺术的时代魅力,更将刘锡津数十年如一日的创作信仰再次化为可触可感的动人音符。这位作曲家以大半生的艺术积淀证明：真正的民族音乐,始终是对人民、对国家深厚情感的抒发,始终是文化根脉与技术匠心的和谐共生。

一、“为人民而创作是我艺术生涯的永恒追求”

“为人民而创作,是我艺术生涯的永恒追求。”刘锡津的话语质朴而坚定,如同他笔下那些广为流传的旋律。从《连年有余》中杨柳青古镇的欢快跃动,到《北大荒人的歌》里拓荒者们的深情咏叹,他的音乐始终深深扎根于生活的沃土。更如那首承载着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记忆的《我爱你,塞北的雪》,都是创作者扎根人民、体悟民情的艺术结晶。刘锡津始终秉持一个创作信条：“我要写让老百姓听得懂、喜欢听的音乐。”无论是面向专业人士还是普通听众,他的表达方式都在追求雅俗共赏、深入浅出。正是这份对人民的深情,让他的作品历经岁月洗礼仍能触动当代人的心弦。

回首数十载的创作生涯,刘锡津的作品体裁丰富、内涵多样,从歌曲、歌剧到音乐剧、影视音乐,从器乐独奏、重奏到协奏、合奏,“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始终是他创作的最高目标。在刘锡津看来,如果一部作品能够让听众、让老百姓经常欣赏,甚至情不自禁地唱出来,这就是莫大的成就,是最高的境界。就像科学家破解难题、追求极致一样,这种使命感贯穿在他的整个创作思想和创作活动中。

古时伯牙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佳话,表现了艺术共鸣的个人体悟。然而,作为当代作曲家,面对的听众可能是数以万计甚至更多的人群。那么,“为人民而创作”究竟如何践行？透过刘锡津的创作实践,可以归结为两大要义：第一,铸牢民族音乐的根基,深挖民族音乐文化特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民族管弦乐《壮族诗情》的创作过程充分体现了他对民族音乐的深度开掘与现代转化。创作者通过深入广西百色地区的田野采风,充分了解壮族民歌的艺术特征并提炼出具有地域标识性的音乐语汇。这种创作实践本质上就是对民族音乐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通过分析传统民歌的旋律框架与节奏形态,创作出既保留民族音乐韵味又符合当代审美需求的艺术表达。尽管作品未直接引用具体的某首民歌旋律,但通过特征性音程、调式色彩及装饰音的精准掌握,构建出具有鲜明文化辨识度的听觉意象。这种“神似”而非“形似”的创作手法,验证了民族管弦乐创作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命题,为传统音乐的现代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第二,把握时代精神的脉搏,将个人生命体验升华为集体文化记忆,并融入家国情怀。作为时代的亲历者与记录者,刘锡津将聆听到的时代之音、触摸到的社会脉动,经过个人真实情感的转化谱写成乐谱上的永恒印记。当“个人与集体”或“家与国”这两重维度水乳交融,即便作品诞生于特定时空,也能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共鸣,那些饱含真实情感与艺术张力的创作,终将沉淀为国家的集体记忆,成为亿万民众表达心声的共同语言。

洪侠执棒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和中央民族乐团民族合唱队

戴亚竹演奏笛与乐队《雪意断桥》

吴琳演奏箜篌与乐队《袍修罗兰》

李宝顺演奏高胡与乐队《鱼尾狮传奇》

二、情感是根——王德古与《四海之歌》的启示

音乐是世界的语言,情感是共通的根基。刘锡津的创作视野从不局限于一隅,他笔下的《雪意断桥》用竹笛的艺术表现力与江浙民间音乐融合创新描述出西湖凄美的爱情故事,而《鱼尾狮传奇》则用高胡独特的音色音响诉说着华人“下南洋”的苦难与辉煌。这种跨越地域的音乐创作,既得益于他对历史、对人生的深刻感悟,更是他以个人笔触书写人类共通情感,赋予传统题材鲜活当代人文意涵的高度表现。

1965年,刘锡津随文艺工作队赴越南进行战地慰问演出。在为十位模范战士创作节目时,战士王德古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我特意邀请他到宣传队,听他讲述家史。当听到他那些苦难的经历时,我不禁潸然泪下。”之后,刘锡津根据这段事迹编创了一段长篇独白,并在演出中亲自扮演王德古。当他在台上凝视着原型人物的眼睛,用独白讲述其成长经历时,坐在前排的战士王德古早已泪流满面。这次创演经历让刘锡津深刻领悟到艺术的真谛：唯有以真情实感触碰人心,方能实现与观众的情感共鸣。80年代任职黑龙江省歌舞剧院期间,刘锡津曾尝试将本土四大资源（煤海、麦海、油海、林海）融入交响化创作,打造出一部颇具规模的《四海之歌》。尽管这部作品构思巧妙,但因缺乏情感根基而反响平平。这次挫折使他意识到,音乐创作绝不能止步于概念堆砌,必须注入真实深刻的人生体验。之后写成的《北大荒人的歌》便很好地达成了音乐创作与生活场域的深度结合。经历过北大荒建设的一代人,在这首作品中实现了集体记忆的具象化共鸣—他们不仅感受到大地与生命的融合,更在旋律中重获特殊历史时期的精神慰藉。作品成功构建了双向奔赴的情感共振—生活原型的情感张力滋养了艺术创作,而艺术再现又反哺现实生活,形成“生活—艺术—生活”的良性循环。当个体生命升华为群体情感,当个人叙事升华为集体记忆,作品便自然获得了直抵人心的力量,也使“北大荒精神”在歌声中得到了传播与传承。

邓建栋、罗慧芳合作完成的二胡、琵琶与乐队《天缘》

于红梅演奏胡琴与乐队《诗咏国魂》

《鱼尾狮传奇》是刘锡津1999年应新加坡华乐团委约而创作的高胡与乐队作品。当晚的音乐会上,该曲首演者、新加坡华乐团首席李宝顺专程赴京参演。作为改革开放后“下南洋”的华人音乐家代表,李宝顺通过琴弓将个人迁徙的奋斗史与时代记忆熔铸为音乐叙事,在“哀民求佑—怒海风暴—情系南洋”的三段式结构中,完成了从苦难到重生的精神涅槃,其艺术表达与演奏者的生命体验形成了深刻的互文关系,构建了多维度的文化认同空间：其一,通过高胡特有的音色张力,将“下南洋”的生存体验转化为可感知的听觉意象,其“压抑—激烈—光明”的情感变化,对应了在海外拼搏的游子们的心灵轨迹；其二,演奏者与作品形成“双重主体”的互动关系—李宝顺的个人经历赋予乐曲真实感,而对乐曲的诠释又强调了演奏者的身份认同；其三,作品超越个体叙事,通过音乐语言的普适性,将特定群体的生存哲学升华为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

谈及音乐创作,刘锡津总是说：“情感是根。”在他的意识里,要想创作出让老百姓听得懂、喜欢听的音乐,必须突破技术层面的形式模仿—仅靠“四大件”的作曲技法训练、民歌素材的浅层选用或曲谱片段的机械发展,无法实现高水准的艺术价值。音乐创作需要完成从技术层面到情感层面的融合,通过系统性的技术准备将民族音乐中的文化基因或情感基因提取为具有典型性的音乐语汇,再经创作思维的布局整合,最终才能产生优秀的音乐作品。

三、永无止境的追寻——从雅俗共赏到深入浅出

音乐创作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追寻,其中既有艺术上的追寻,也有技术上的追寻。1987年,刘锡津在创作舞剧《渤海公主》的音乐时就已经开始使用新的技法。在根据舞剧音乐改编的民族管弦乐《靺鞨组曲》中,他大胆运用增四度四音列与全音阶,还将满族音乐中的核心音调三音列及变体与现代和声技法巧妙结合,创造出既具民族特色又富有现代感的音乐语言。刘锡津深知,真正的艺术创新不是对传统的颠覆,而是对传统的深化与拓展,在此次音乐会呈现的作品中,既有《天缘》这样取材于江南民间音乐的婉约之作,也有《诗咏国魂》这般诠释近代中华民族苦难辉煌的壮阔篇章,还有《袍修罗兰》这般立足宗教题材的禅意神思。这种从雅俗共赏到深入浅出的追寻与探索,让刘锡津的音乐既能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绽放光彩,也能在各类演出场域中广泛奏响。

刘锡津的创作理念始终贯穿着对技术体系的深度探索,在他看来,作曲技术中的“四大件”（和声、复调、曲式、配器）是构建音乐表达的基石性要素。其中,和声作为多维度的音乐语言,不仅承载着技术规范的功能,更被赋予了丰富的色彩表现力与情感叙事功能。这种创作理念在旋律与和声的辩证关系中得以集中体现。在他的创作中,旋律的动人特质与和声的内在逻辑充分融合,具有感染力的旋律本身就蕴含着可挖掘的和声基因。这种创作哲学在横向旋律与纵向和声的交融中,构建出具有立体感的音乐空间。当和声运用达到技术理性与艺术感性的平衡时,不仅能强化旋律的听觉记忆点,更能赋予其情感辐射力。刘锡津的创作思维形成深受其早期音乐实践影响,少年时期在钢琴与手风琴演奏中形成的创作惯性,使他天然地将和声织体融入旋律写作。他还不断尝试突破传统曲式框架的束缚,采用“无穷动”式非方整性结构,通过持续流动的乐思替代机械的四句体循环。这种打破程式化的处理,本质上是以复调思维重构单声部线条,使每个旋律细胞都蕴含着横向延展与纵向叠加的双重可能性。当单线条音乐具备这种内在张力时,后续的配器处理便如同画家执起调色板—通过音色对比、力度层次与织体密度的精准控制,将基础音乐素材转化为具有交响性的多维空间。成熟的作曲家往往能在技术规范与艺术自由之间找到平衡点,他们深谙配器作为音乐调色板的本质功能,既不滥用音色堆砌的浮躁技法,也不困守和声进行的教条框架。这种创作智慧,正是将个人艺术感悟与音乐本体规律相融合的产物,最终呈现为既有技术纵深感又具情感穿透力的成熟作品。

殷秀梅演唱《我爱你塞北的雪》

刘锡津（左5）与音乐会嘉宾合影

面对“如何让作品兼具艺术深度与大众共鸣”这一命题,刘锡津形象地提出“让听众翘翘脚能够得着”的创作准则,既规避了曲高和寡的小众倾向,又超越了平庸化的表达形式。这种创作追求本质上是对音乐接受美学的深刻回应—通过构建“雅俗共赏”的审美场域,实现专业水准与大众审美的双重价值—表层以大众能听得懂的音乐语汇构建认知基础,深层则通过专业作曲技法注入艺术内涵,最终在听众认知结构中形成“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审美体验。正如刘锡津所言,当音乐创作真正实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便能在听众的认知中激活深藏的文化认同,完成从个体体验到群体共情的审美转化。这种转化不仅验证了“音乐是人类的共同语言”的命题,更揭示了优秀音乐作品应有的社会功能—在艺术性与大众性之间架设桥梁,实现文化传承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

音乐艺术的巅峰呈现,往往是作曲家的创作智慧与演奏者的精彩诠释的共舞共生。《诗咏国魂》用“以简驭繁”的策略将核心动机发展为逻辑严密的双乐章结构,通过主题贯穿与变奏展开,将灾难记忆、家国情怀转化为撼动人心的听觉叙事,于红梅的演奏深切领悟了作曲家对历史大义的解读能力、对音乐材料的转化能力,以及将个体体验升华为家国情感的精神格局,最终让这首作品成为承载民族记忆的“有声史诗”。在《袍修罗兰·火凤凰》中,作曲家以凤凰涅槃的精神表现世俗的纷争与人的抗争,吴琳的演奏将这部“小作品”①诠释出“大场面”,创造性地以箜篌独奏表现原曲由乐队演奏的部分,并在速度、音色对比和情绪渲染方面,表现出极大张力与微妙变化,突出展示了箜篌的艺术魅力,使凤头箜篌的千年古韵在当代舞台焕发新声。《天缘》的创作通过作曲家“缘起、缘随、缘定”的框架,融入江南丝竹的精髓与交响性配器理念,使独奏与乐队关系达到一种特殊的平衡,邓建栋与罗慧芳则以默契的合作将旋律交接转化为情感传递,在华彩乐段中更以“无穷动”技巧展现乐曲的高潮,让听众在理性结构中感知人性的温度。《雪意断桥》在戴亚的演绎中则达到“技近乎道”的境界,他深谙作曲家意图,通过三次再现的速度递进与气息控制,将梆笛演奏的主题从激动推向高潮,使技术难点转化为情感推动力。这种“深入浅出”的功力让看似简单的旋律承载了岁月沉淀的重量,在自然流畅的听觉体验中传递人文厚度,以生活感悟与艺术修养直抵听众心灵。

音乐创作的“深入浅出”之道,本质上是艺术辩证法的生动体现,既需要作曲家的智慧沉淀,也依赖演奏者的二度创造。所谓“深入”,是创作者以思想深度为根、情感厚度为脉、表达精度为魂,将人性温度与时代精神熔铸于音符之中；所谓“浅出”,则是通过技术简化与形式创新,让深刻内涵得以自然流淌,既不为难演奏者的艺术表达,又让听众在潜移默化中达成心灵共鸣。刘锡津对此有着深刻洞察：“真正的艺术功力,在于将技术难度转化为情感推动力,让演奏者能在驾驭作品的过程中完成二次创作。”当作曲家以“不为难演奏者”为创作基准,当演奏者以“传递深刻”为演绎目标,音乐便超越了技法展示的层面,成为连接创作者、表演者与听众的精神纽带。这种创作与演绎的双向奔赴正是民族音乐守正创新、实现当代转型的关键路径,也为文化自信的音韵表达提供了生动注脚。

结语：“我在创作时总有一丝淡淡的哀愁”

当最后一个音符在国家大剧院的穹顶下消散,刘锡津起身接受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与喝彩时,他感慨道：“我们的路子对了！”这场由他命名为“声蕴国心”的音乐会,中心思想正是通过自己对声音的独特理解,传递“国心”的情感内涵。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情感表达,本质上都凝聚着对祖国的深沉热爱,彰显着中华文化特有的家国情怀。

笔者曾与刘锡津谈及创作过程的感受,他说：“创作时,我始终怀有一丝淡淡的哀愁。这种哀愁是什么？其实就是生活的不易、人生的不易和做人的艰辛。”哀愁,这种感受很抽象但又很广泛,可如果要在音乐上具体表达,这种哀愁又不是那种消极的感觉。在笔者看来,这份哀愁,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感慨,更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一种对文化传承的深切忧虑,一种对文脉国运的居安思危。诚然,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在锣鼓喧天的喜庆典礼中体现,但更多是一种“但悲不见九州同”的百感交集与深刻体悟。

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给田华等8位艺术家回信,再次为新时代文艺工作注入精神力量。如何更好地践行“为人民的创作”,是当代艺术家必须直面的核心命题。从刘锡津的音乐创作中,我们可以得到三个维度的启示：首先,需要强化情感根基。艺术家须对人民怀有真挚深厚的感情,这种情感是发现人民之美、人间之善的重要前提,只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深刻践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对人民情感的准确表达。其次,需要明晰实践路径。艺术家须深入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走进那些人民喜闻乐见、世代流传、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活、文化事项和文化景观之中,在烟火气中捕捉创作灵感,让作品既承载历史记忆又回应现实关切。最后,要直面“只见高原,不见高峰”的时代课题。艺术家需秉持“守正不守旧,泥古不复古”的创新理念,在传承中突破形式窠臼,在创新中坚守文化根脉。这既需要专业能力的精进,更需要美学境界的提升,让技术成为情感传递的媒介而非障碍。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当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纲,将“为人民服务”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以精品力作彰显时代精神,以实践探索构建创作体系,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投身人民史诗的书写,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

①箜篌与乐队《袍修罗兰》由八首乐曲组成的大型套曲，分别为醉客伏泥（地）、水玉姑娘（水）、火凤凰（火）、寻山少年（风）、天宇少年（空）、夸克（识）、璎珞姑娘（见）、袍修罗兰（如来藏）。2025年7月5日音乐会演出的仅为其中的《火凤凰》，相比其他乐章这首曲子在篇幅和规模上都不算长大。

宋阳 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