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南”作为一个兼具地理意义与历史意义的文化符号，自古以来就被无数艺术创作者作为创作和描写的对象。在当代，由作曲家王云飞创作的大型民族管弦乐组曲《颂·江南》，不仅仅是一部围绕江南意蕴构建的管弦乐佳作，更是一次当代“江南”叙事策略的音乐尝试。本文以“江南”语义发展脉络为素材来源，以地区民间音乐特质为创作基础，最终实现了从“江南”地域颂歌向国家民族叙事的升华，为全球化语境下如何运用民族音乐语汇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创作路径。
关键词：民族管弦乐；《颂·江南》；江南意蕴
江南，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更是一个积淀深厚、内涵丰富的文化意象。从“跨湖桥”“良渚”的文明星火，到吴越争霸的刀光剑影；从“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物阜民丰，至文人骚客笔下诗词歌赋的审美世界，“江南”始终以其独特的自然风物、人文精神与文化内核，成为中华文明中极具辨识度与吸引力的文化符号。如何以音乐这一抽象的艺术形式承载、转译并升华“江南”意象的内核，是当代文艺工作者亟待突破的重要课题。
由浙江音乐学院王云飞教授创作的大型民族管弦乐组曲《颂·江南》，正是对这一重要课题的系统性、前沿性创作解答。作为获批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颂·江南》大胆突破了以往对“江南”意象进行的符号化、碎片式创作模式，立足于“江南文化”这一整体，在描绘江南景致的同时，以当代作曲手法构建江南的艺术文脉，从而完成了对“江南”这一历时性概念的当代艺术诠释。
《颂·江南》是由数部独立成篇而又有着内在关联的作品组成，形成了一条清晰可见、从历史深处走向当下盛世的叙事脉络，与江南的千年文脉遥相呼应。从《颂·江南》的各个篇章出发，深入探析其如何实现江南意蕴从文化符号到音乐表达的创造性转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音乐重塑江南的历史纵深与人文精神，无疑是极为必要的。同时，本文也将探讨这种艺术实践在“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语境下，对于增强文化认同、彰显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的重要意义。
一、江南意蕴的音乐构建：从文化符号到音乐表达的转译
《颂·江南》的独特文化内核并非悬浮于纯粹观念层面的抽象表达，而是深植于其具体可感、明确可辨的音乐语言。该组曲由《远舟》《良渚》《莫干》《西子》《繁华》和《颂江南》等曲目构成，形式包括竹笛与乐队，民族管弦乐与乐队，笙与乐队，竹笛、女声与乐队，竹笛、二胡、琵琶与乐队等。《颂·江南》体裁与编制的多样性集中体现了作曲家对于江南意蕴进行音乐构建的深入思考。每一种特定编制的选择均与其所承载的特定历史时段以及文化内核有着深层次的联系。几个曲目共同完成了一场从历史深处到当代盛景的音乐叙事。
在表现江南地区史前文明的厚重与神秘时，作品选取了极具象征性的乐器配置。《远舟》以距今七千至八千年的“跨湖桥遗址”为题材，用两支竹笛纯净、幽远而又略带苍凉的音色，构建出一种穿越时空般的听觉体验，以竹笛的空灵音色模拟了远古文明的声景。而乐队则如穿越历史迷雾的舟楫，以弹拨乐器与打击乐器音色的交织铺垫出一个空旷、辽远、充满无限可能的音乐空间。这种以简约、抽象的音乐质感来对应史前文明混沌初开的文化内核，无疑是一种极为大胆的尝试。
《良渚》是以民族管弦乐队的形式全景式描绘了更为成熟的良渚文化。这一曲目充分发挥了乐队丰富的音响特色与强大的戏剧表现力，通过低沉神秘的打击乐、悠远古朴的吹管乐以及密集紧张的拉弦乐，构建出一个庄严、神圣而又充满生命活力的古国景象。此处，乐队不再是单纯地进行伴奏，而是作为叙事主体，以其交响性的音乐张力，将良渚文明所代表的秩序、辉煌与神秘感予以了声音的赋形，勾勒了良渚先民祭祀、劳动与生活的宏大场景。
当题材转向充满侠义精神的古代神话“干将莫邪”时，作曲家的配器选择也随之转向对侠义气概的刻画。《莫干》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主奏乐器—笙的选择。笙常用于表现和谐、圆润的音色。但在这一曲目中，它被作曲家挖掘出了内在的戏剧性潜力，通过急促的连续吐音、不协和的音程组合，模仿剑器的铿锵碰撞与传奇中的刀光剑影。而笙与乐队的呼应关系，则更凸显出作曲家对神话的深入理解。无论是恰到好处的大鼓，还是急促连续的响板，抑或冷冽利落的二胡，都在为故事的讲述提供必要的音声背景。这种以独奏乐器“扮演”角色、以乐队搭建故事舞台的思路，贯穿于《莫干》的全过程，精准表现了传说中蕴含的志诚、精进与侠义之气。
《西子》则以北宋著名词人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为题材，以“欲把西湖比西子”作为名字由来。这一曲目的音乐构建核心在于实现“诗、乐、画”三者之间的意境融合。竹笛清脆的音色先行绘制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泼墨山水画。而女声的加入，则为纯粹的器乐演奏注入了明确的人文语义与细腻的情感线条，从而使“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美人形象呼之欲出。笛声的悠扬、人声的婉转，
与乐队所描绘的湖光山色、细雨微风交织在一起，共同构建出一幅流动的、充满神韵的音乐画卷，展现出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的古典美学意境，传递了绿水青山间的宋词神韵。
《繁华》的独特之处在于作曲家紧紧把握江南丝竹（汉族传统民族弦乐器合竹制管乐器的统称）这一民间器乐形式，独具匠心地实现了音乐表现形式、传统文化基因与时代精神的三位一体。作曲家以江南丝竹为乐曲的内在基因，选取竹笛、二胡、琵琶这三件最具代表性的丝竹主奏乐器，构建了一个微缩的、概括性的江南音乐场域。如此细致的设计，其目的并非简单地复现传统丝竹的室内乐的风韵，而是将这种充满地域特色的音乐语汇置于宏大的民族管弦乐语境之下，通过乐器间的竞奏与乐队交响化的支撑，完成了一场传统音乐的现代化“转译”。正是通过这种创造性转化，《繁华》成功架起了一座横跨过去与当下的桥梁：竹笛的明亮、二胡的绵长与琵琶的玲珑，是对江南鱼米之乡自古以来灵动与富庶的文化记忆的唤醒。当这三者与磅礴的乐队音响交融，最终汇聚成辉煌的合鸣时，其所讴歌的对象便也从历史记录中的市井繁华，升华到了新时代中国蓬勃发展的盛世气象。
作为整部大型组曲的终章，《颂江南》以恢宏厚重的全编制乐队音响，将前序各篇章所铺陈的江南意象予以高度凝练与情感升华。乐队以宽广悠长的主题旋律展开一幅气象万千的音画长卷。拉弦乐器群奏出绵延不绝的旋律线条，宛如江南文脉绵延流转、生生不息；吹管乐与弹拨乐则在其间穿插点缀，勾勒出水网交织、物阜民丰的生动江南图景。随着音乐的推进，各声部逐渐叠加，织体愈发稠密，节奏趋于铿锵，展现出历史积淀的厚重感与时代奋进的强劲律动。在乐章高潮处，全体乐队以充沛的音响张力奏响庄严宏伟的颂歌主题，以交响化的音乐语言深情呼应江南大地的千年文明传承与文化积淀，热情讴歌了世代生活于此的江南人民所秉持的勤劳、智慧与勇毅精神。在这一曲目中，作曲家完成的不仅是对江南地域风貌的礼赞，更是对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剖析。
作为一部凭借缜密的叙事逻辑与丰富的音乐语言来实现艺术表达的民族管弦乐作品，《颂·江南》各曲目的体裁选择、表现形式与旋律设计，清晰地揭示了作曲家王云飞对于“江南”这一文化符号的深刻思考。无论是《远舟》中以音色空间隐喻文明起源的抽象表达，《良渚》中以交响化笔触复原古国气象的宏大叙事，还是《繁华》中对传统丝竹语汇进行现代化阐释的巧妙构思，都是由“江南”文化符号转译而来的当代音乐表达。这些曲目共同编织成一条连贯而富有层次感的音乐叙事脉络，在《颂江南》这一最后曲目的宏大颂赞中得以升华。《颂·江南》的大胆尝试，充分证明了民族管弦乐这一现代体裁在承载厚重文化内涵方面的巨大潜力，更为当代音乐创作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极具启示性的实践范例。
二、当代“江南”的叙事策略：从地域颂歌到文明缩影的升华
当代“江南”的概念，在长期的历史演进、文化实践与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已然完成了一场深刻的语义嬗变。从最初作为地理范畴的指代，到之后“鱼米之乡”“富饶繁华”的文化意义承载，“江南”已经逐渐泛化和升华为一个蕴含复杂历史记忆、拥有丰富审美特质、表达美好愿景的文化符号，并在当代已逐渐具备了开放包容、开拓创新等中华文明优秀特质的精神内核。
《颂·江南》的创作，正是当代文艺工作者对“江南”这一不断泛化的文化概念的深度回应。王云飞并非被动地描摹江南风光，也并非对所谓江南风格音乐的简单运用，而是以高度的文化自觉，通过精心设计的音乐叙事策略把握住“江南”复杂皮相之下的“骨相”，牢牢抓住了江南的精神脉络，并借用当代音乐创作手法将其结构化，进而将其系统地塑造为一个可聆听、可感知的音乐作品。
《颂·江南》的创作也是作曲家在理解了“江南”语义发展脉络之后思考的结果。作曲家深入到“江南”概念不断扩展的每一个时间节点，精准握住了不同文明的脉搏，从《远舟》的曙光、《良渚》的古国气象、《莫干》的侠义精神、《西子》的诗意栖居，直至《繁华》的当代活力与《颂江南》的宏大总结，作品的叙事轴线绝非孤立曲目的无序组合，而是一条蕴含着清晰历史逻辑的创作脉络。这一脉络鲜明地展示了江南文化自史前至今的连续性，以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展现出的强大包容性。作曲家在《颂·江南》的创作中，并不局限于对江南小桥流水的概括性描写，而是深入江南文脉当中汲取灵感，这无疑是一种值得借鉴的创作思路。
此外，《颂·江南》中对江南丝竹等代表性的民间音乐形式的灵活运用，也是作曲家对音乐创作策略的探索性尝试。比如，组曲中的《繁华》并未直接套用
传统江南丝竹的固定程式，作曲家锐地捕捉到其核心的音响特质—由竹笛、二胡、琵琶等丝竹乐器构成的音色组合，以及其所代表的精致、灵动、和谐的审美趣味和意蕴。作曲家将这种深层次的民间音乐内核提取出来，用现代化的创作手法加以巧妙处理，借助民族管弦乐团赋予其全新的艺术表现力。从其精致的旋律与出色的音响效果，无疑能够总结出一条可资借鉴的创作思路：对于民间音乐形式的当代运用，关键在于从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中挖掘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内涵，并将其置于新的音乐形式与审美语境之下进行创作。基于这种方式，民间音乐会在保持其文化基因的同时，获得表达更广泛主题的能力。
在不同叙事策略的共同驱动之下，《颂·江南》已然成功地将“江南”这一文化概念，提炼和浓缩成为一个展现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和中华文明核心特质的音乐“微缩模型”。在这个音乐构筑的模型中，地方性的历史细节与文脉，被有机地整合进一个关于文明起源、发展与繁荣的宏大叙事中，进而实现了从单纯地域颂歌向深刻文明叙事的升华。
三、结语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坚定文化自信”成为时代强音的当下，大型民族管弦乐组曲《颂·江南》的诞生与展演，是时代浪潮之下音乐创作发展的必然结果。该作品敏锐地响应了时代对高质量文化供给的呼唤。这一创作实践清晰地昭示了一条兼具艺术高度与文化深度的可行路径：通过对地域文化基因的深度解码与创造性转译，使其升华为能够承载国家民族叙事、激发人们情感共鸣的艺术表达。
《颂·江南》所提供的远不只是一场视听盛宴，它更是一份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创作指南”，为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用鲜明的民族性音乐语汇讲好既有地方特色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故事，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典范。
参考文献
[1]张咏音.王云飞二胡协奏曲《无极》的音乐阐释[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22，41（1）：116-122.
[2]王晓丹.用音乐演绎河北故事——民族管弦乐《燕赵长歌》赏析[J].大舞台，2025（3）：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