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管弦乐艺术是新中国专业音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彭修文作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艺术历程中具有突出贡献的作曲家和指挥家，他在上世纪中叶参与创建并实践的新型民族乐队建制与创作至今影响深远，本文将近期相关主题研讨活动中的学界动态作了归纳与梳理。

[关键词]彭修文、民族管弦乐、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交响化、交响性

以“传承﹑教育﹑发展”为宗旨的2007亚洲艺术教育论坛暨第二届彭修文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国际论坛于11月11－13日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由亚洲艺术教育论坛组委会、中国广播艺术团联合主办，北京蓝谱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彭弘工作室承办。来自中国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山东、河南及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200余人参加了研讨活动。国家广电总局、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及中国唱片总公司、中国教育学会等单位的代表及海外学者在大会期间作了专题发言，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北京音乐厅为会议演出了《丰收锣鼓》（彭修文、蔡惠泉作曲）、《月儿高》（彭修文编曲）、《瑶族舞曲》（刘铁山、茅源作曲、彭修文编曲）、《秦·兵马俑》（彭修文作曲）及《后土》(唐建平作曲)等该团经典曲目。与2006年举办的第一届主题性论坛相比，本次研讨会议无论在与会代表的人数、还是在大会论坛涉及的内容和深度等方面均体现出新的思维特点和理论亮点。

一、民族音乐与国民素质教育

论坛开幕式上，作为本届论坛主办单位的开幕辞与主题发言之一，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王书伟首先以《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50年及未来发展》为题阐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乐团承继中华优良传统、自主创新的艺术历程及其在我国新型民族乐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王书伟指出，作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杰出的指挥家、作曲家，彭修文的成就与贡献，首先与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新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背景下的创新发展紧密相关，彭修文在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建团初期各方面条件匮乏的情况下，“不负重托，挑起历史的重任，是继刘天华、阿炳后具有新时代浪漫主义精神的一代伟人”；其指挥艺术、作品创作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新型民族乐队建设及其承载的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精神走向世界的典型和象征。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顾明远和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秘书长张瑞安在发言中也强调，民族音乐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彭修文在民族管弦乐事业方面的追求与贡献，大大丰富了我国当代民族音乐的文化内涵；继承彭修文先生的珍贵遗产、对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高度发展背景下进一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树立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并更大范围地与世界分享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会议主题论坛期间，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题为《民族音乐和我们的未来——从彭修文的音乐谈起》的发言，从台湾作曲家林谷芳对彭修文《月儿高》中的传统文化价值评估谈起，系统阐述了彭修文及其民族管弦乐艺术在国民素质培养中的特殊“音乐教育”作用。他认为，当前民族音乐正遭遇“如何面对社会现实的挑战;如何处理历史的惯性;如何弥合文化与教育的裂痕”三大难题，并以来自首都、贵州、泉州及内蒙等地高等师范音乐教育体系及中小学音乐课程教材内容的调查材料为依据，对我国专业音乐教育体制、普通中、小学音乐教学中存在的某些不可忽视的缺失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彭修文的贡献之一，即在于从一个侧面补充了这种国民素质培养方面的文化养分，并成为我们以本民族音乐特有的文化内蕴与精神气质迈向世界艺术之林所不可替代的一个立足点。

研讨会期间，来自北京宣武区实验第一小学的学生，在王淑洁老师的带领下现场演示了以彭修文民族器乐合奏《丰收锣鼓》为题材的音乐课，在以报告会为背景设置的“课堂”上，学生们在老师的启发和多媒体视频展示中的不同乐器组合、器乐语汇内容，反响十分热烈，民族器乐知识与相关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的方式，被来自中国教育学会及一些音乐艺术院校的代表认为是培养青少年民族文化自尊、普及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知识的成功创意。

美国火凤青年国乐团艺术总监谢坦、新加坡华乐协会秘书长杨秀伟以及来自马来西亚的代表则，分别从各自长期致力于海外中华传统音乐传播的角度畅谈了自己的体会。谢坦在发言中介绍了火凤青年国乐团继上世纪80年代美国“长风”中乐团、费城华乐团等后在美国社区、州际青少年文化交流中日益扩大的影响，并着重指出，在美国发达的社区文化中，中国民族乐队采用集传统器乐内蕴与“吹、拉、弹、打”编制为一体的音乐形式，是帮助美国青年学生了解我国民族文化,推进并提升华裔子女中华传统文化修养,增强民族自信心的一个重要途径。其发言中列举的相关事例与亲身经历，引起与会者的关注。杨秀伟的发言则对新加坡音乐教育中“华乐”现状表示关注，指出东方民族器乐的学习主要依靠学生的课外活动，随着中国大陆音乐家定居新加坡的不断增多以及新中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新加坡现已有140多所学校拥有“华乐团”，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彭修文指挥的很多华乐经典唱片已成为新加坡民众热爱与追捧的文化时尚之一，进一步深入和扩大民族管弦乐艺术在海外的影响，对于宏扬中华文化精神、发展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器乐文化十分必要。其后，中国唱片总公司王茵茵从文献学、音响学角度，阐述并演示了上世纪50-90年代彭修文改编及指挥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录制的大量作品音响目录，为与会者打开了一方特殊的音响文献视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彭修文模式”与民族乐队“交响化”

“彭修文模式”及其民族乐队“交响化”问题，是民乐界长期关注和探讨已久的重要领域之一，也是本届论坛涉及最多、收获颇丰的一个领域。理论家梁茂春、谢嘉幸、彭丽；指挥家、评论家卞祖善等，就此相继作了各具特点的阐述。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王书伟、中央广播电台高级编辑王嘉实、中央电视台作曲家程巍、指挥家张列、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钱建明、天津音乐学院教授唐朴林等的发言，则从不同角度体现出本次论坛“百家争鸣”、殊途同归的又一学术特点。

在有关“彭修文模式”的专题研讨中，梁茂春在其论文《彭修文的历史贡献》中，将“彭修文模式”界定为是包括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为代表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队建制实践，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创作的民族管弦乐作品（特别是彭修文所创作的此类作品）等。其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1953年起，彭修文经过长期努力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管弦乐团”成为新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建设和发展的标志和榜样，《春江花月夜》、《金蛇狂舞》、《关山月》（均为彭修文改编）等曲目及演奏，在国际上获得声誉。二是以丝竹乐为基础的拉弦乐、吹管乐、弹拨乐、打击乐四大乐器组合群及其各组乐器系列化改革，总体上获得演奏界普遍认可。自1954年开始，彭修文担任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指挥40余年，所具有的以深厚民族音乐修养为基础的民族管弦乐队指挥艺术和作品创作，反映了特定时代、广大群体的文化需求和广泛爱好。即便是在传统文化倍受摧残的“文革”时期，他们创作、改编和指挥了《丰收锣鼓》、《乱云飞》等作品，显露出难于掩盖的艺术魅力和光彩。三是在20世纪80-90年代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的大突破、大发展机遇中，彭修文以其丰硕的成果加入到我国民族管弦乐创作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历史洪流中，并做出了新的贡献。尽管作为特殊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彭修文模式”，其创作并非没有缺点。其中过多模仿欧洲管弦乐队创作中的“旋律展开”以及“模进手法”、转调处理不自然、不协调等在其作品中常常出现，但这些并不影响我们肯定和提倡“彭修文模式”的历史价值。

卞祖善题为《彭修文改编世界名曲的艺术成就刍议》的发言,在首先确立“彭修文模式”及其作品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担负着那个时代的使命”前提下，以《克拉·布勒伊农》序曲为例，对彭修文改编的西方名曲进行音乐形态与文化相结合的分析，既有高屋建瓴的学术视角，又将徐徐入扣的技法分析与相关音乐素材的音响演示紧密结合。

在“彭修文模式”的宏观理论探讨方面，彭丽教授在其《探寻彭修文民族管弦乐艺术之根》的发言中从彭修文民族管弦乐创作的题材选择与应用、创作技法的继承与创新等方面系统归纳了彭修文民族管弦乐队作品创作从上世纪60年代起自移植、改编到充分挖掘传统文化、在民间音乐精髓基础上逐渐演进到突出创作思想和乐队技法上的“广阔性”和“时代性”过程，以及彭修文民族管弦乐创作个性初期偏重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大我”、后期更注重表达“文人气质”中的“小我”的特点。发言着重指出，彭修文的民族管弦乐艺术被广泛认同并历久不竭的根源在于，“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吸取一切有益的文化养料与传统之精髓，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传承并发扬光大。”伍国栋教授在主题讨论中认为，彭修文模式”是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概念，彭修文在我国民族乐队建设方面的突出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充分实践并促进了新中国以后大型民族乐队以“丝竹乐”为基础、集“吹、拉、弹、打”为一体的结构建制的形成，二是以其深厚的传统音乐修养及民间器乐经验所改编创作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为具有民族音乐风格的管弦乐创作与改编树立了标识，其中若干传统乐曲的改编与指挥如《月儿高》、《将军令》、《春江花月夜》、《梅花三弄》、《二泉映月》等可视为经典。

彭修文的民族管弦乐创作及其“交响化”与“交响性”探索，是论坛议题中较具学术深度的领域之一，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王书伟认为:彭修文以自己努力实践的民族管弦乐队“交响化”改变了传统器乐合奏的诸多惯例，将原来仅限于民间流传的传统音乐逐渐融入新中国以来的主流音乐中，就其实质而言，创新与发展不仅是彭修文民族管弦乐艺术的重要体现，更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当代民族音乐建设与发展事业中长期不懈追求的科学目标。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发展历程证明，“交响化虽然并非民族音乐唯一出路，但交响化的确促进了民族乐队的巨大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王书伟在发言中还强调，应有信心进一步解决好民族管弦乐“交响化”中的乐改、配器等乐队规范问题，也有责任、有能力做民族音乐走向世界的排头兵。梁茂春教授认为，彭修文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所追求的民族乐队“交响化”既有成就，也有欠缺。伍国栋教授指出，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交响化”概念，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通过彭修文积极参与民族乐器的乐改研制及其音乐实践可以看出，彭修文所追求的“交响化”其实更多地体现为主张以更具科学性的乐器性能与乐队建制来深入表现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扩展表演艺术空间，其本质并非是乐队的西方模式化与创作技法及作品的全盘西化。

在民族管弦乐“交响化”及其乐队文化属性方面，天津音乐学院唐朴林教授、南京艺术学院钱建明教授及作曲家程巍等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认识，他们的观点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钱建明教授在题为《民族乐队建设的“交响性”与“科学化”》的发言中强调，彭修文民族管弦乐艺术创作中的“交响性”与“交响化”并非同一概念，彭修文先生所追求的“交响性”是民族乐队传统文化内蕴及其音乐表现力丰富多彩的本原性体现，与“化”成欧洲交响曲体裁与音乐语汇并无直接的关系，因为，“科技欧化还不要紧，文化欧化就要失落我们民族的根本了”[1]，基于这一前提，彭修文积极参与并充分实践了一系列民族乐器改革，力图通过引入科学化乐队原理与专业作曲技法的结合引领中国民族器乐合奏艺术走向国际舞台，其中具有科技含量的乐改、乐队建制内容与相关实践，则不可能仅仅依靠民族音乐理论的文化阐释就能全部解决。唐朴林教授认为大型“交响性”管弦乐队并非欧洲文化专利，我国周代大司乐中就有过300多人的乐队，唐代的“云韶乐队”、“法曲乐队”及宋代的教坊乐队均已具有“吹、打、弹”的功能，其乐器特色、组合规律以及音乐语汇均具有突出的“和谐”与“中和”之美，鉴于中华民族乐队独一无二、自主自强的传统文化属性，沿用已久的“民族乐队”称谓已不适合当代大型民族器乐文化自主化、多元化的发展，应以更具传统文化内涵及符合海内外华人共识的“中华乐队”取代之。

作为“中华乐派”发起和倡导者之一，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谢嘉幸说，“我赞成‘中华乐队’的概念，应以此为人文内涵形成全球华人共用的乐队概念（包括文化属性、民族身份等）”。此外，作曲家程巍题为《民族管弦乐〈月儿高〉中的古典美学特征》的发言，侧重不同历史条件下乐器组合的资源局限与发展条件，从创作角度阐述了彭修文改编《月儿高》的传统器乐内蕴，对彭修文民族乐队创作中的“交响性”由民间音乐的本原性向专业音乐形态嬗变、以及后期作品创作中所流露的类似古代文人“雅文化”的气质，作了一定程度的归纳。

三、中央广播民族乐团与民族管弦乐

彭修文民族管弦乐艺术的形成、发展与中央广播民族乐团的成长与建设密切相关，彭修文的历史贡献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央广播民族乐团特定历史条件下在文化上弘扬中华传统、艺术上坚持自主创新的历程与音乐追求。研讨会在自由论坛期间，首都音乐界人士、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建团初期与彭修文共同创业的许多老同志，结合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本届研讨会开幕式上的精彩演出，满怀深情地畅谈了与此相关的观点，其中不少往事回忆为学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相关课题提供了难得的历史线索。

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前团长张大森认为，上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是一个“强力集团”，其主体是由彭修文为首的“中广人”组成的。从促进我国民族管弦乐事业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个“强力集团”的努力与历史作用体现在民族乐队结构建制、乐改、创作与演奏员培养、作品传播等多方面。如上世纪50-60年代张子锐、杨竞明等研制开发的律吕式大扬琴、阮族系统、芦笙系统及马头琴系列等，对于形成“中广人”的新型民族乐队编制，都曾起到重要作用，由此而影响和带动了民族管弦乐创作在不同领域的蓬勃发展，如北京电影制片厂民族乐团的大量电影配乐，以及刘明源、胡海泉等《喜洋洋》、《紫竹调》、《翻身的日子》、《幸福年》等作品的流传。可以说，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及其民族管弦乐艺术历程其实是新中国以来一个典型的音乐文化现象。北京音乐周报高级编辑田祝厚等在发言中说，彭修文的民族管弦乐艺术与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所走过的弘扬传统、自主创新之路，是20世纪以来许多中华志士为之奋斗的文化理想与历史必然。从我国专业民族乐队思想发轫与音乐实践的历程来看，20世纪30-40年代重庆前“中央广播电台”国乐队中陈济略、甘涛、黄锦培等的乐队形式与创作实践，都对彭修文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切断‘老中广’与‘新中广’的历史联系，‘新中广’的成就是难以实现的，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探究和归纳这种文化传承中‘人’的本质作用”。

彭修文生前挚友之一、著名琵琶演奏家俞良模先生，曾在彭修文著名的《月儿高》中担任首任琵琶领奏，同时也是中央广播民族乐团50-60年代乐器改革、演奏技法创新活动中最具盛名的演奏家之一，对亲身经历而所知彭修文身体力行、治学严谨的工作作风与高尚品格，进行了深切的回顾，其发言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俞良模认为，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演奏技能和音乐表现力的不断提高，不仅来源于彭修文深谙我国民族器乐、民间音乐的内涵，而且与他培养演奏员专业素质、技巧能力方面耐心细致、循循善诱的方法及对待艺术事业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的人格魅力密切关联，自己参加录制《月儿高》前勤奋刻苦地练习和探索相关琵琶技法，以及这一时期著名笛子演奏家刘森的突出成果，均与此有关。美国火凤青年国乐团艺术总监有感于此，在自由论坛发言中表示，欧洲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制早已成为惯例，但中国民族乐队指挥中心制直到50-60年代彭修文指挥的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才开始发挥其类似作用。从中国戏曲乐队、民间乐队悠久而又根深蒂固的舞台模式与“演员中心制”传统来说，民族管弦乐艺术发展所涉及的种种课题还有待于更加深入的研究。

2007彭修文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国际论坛，是亚洲艺术教育论坛组委会两年来以同一主题举行的第二次深度研讨，体现了近年来我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与国民素质音乐教育领域交叉发展、相互促进的一种新视野和新趋向。与会者在充分肯定本届论坛对于当前民族管弦乐创作、民族管弦乐队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时，不约而同地感到，从我国经济建设、社会文化发展所带来的良好机遇来看，彭修文民族管弦乐艺术在当今中华文化传统承传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迄今还处于基础阶段，有关彭修文历史贡献及其与社会文化机制的关系等课题研究，尚不够深入，有关彭修文音乐思想、文献、音响、曲谱整理与出版，还相当滞后，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局限了彭修文及其相关时期我国民族管弦乐艺术成果的传播与研究。可喜的是，包括彭弘工作室在内的亚洲艺术教育论坛主办机构，在与会期间已向会议代表们通报了相关工作的快速进展，相信本届论坛会议的各项宗旨与主题，也将在这一基础上产生更加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彭修文.民乐琐谈[G]//香港大学，中国新音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4:269.

文章来源：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8,(01):6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