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丝竹是上海地区的民间合奏乐。流传在长江以南，杭州湾以北的长江三角洲一带（历史上称之为江南地区），主要包括苏南的无锡、苏州和浙西的嘉兴、湖州、杭州地区。

上海民间丝竹曲调的风格清丽温和、典雅婉约，是与江南水乡人民的生活相融洽的。上海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所以上海民间丝竹的演奏技艺水平较高，乐队组成也比较合理吹、拉、弹、击俱全，音响丰富。尤其民间丝竹的即兴演奏，有明显的类似多声部的支声复调效果，合奏时自娱性特别强，所以吸引了广大的音乐爱好者。几十年来，上海民间的音乐社团和丝竹聚会基本上没有停止过，在卅年代经常参加丝竹活动的乐师已有七、八百人；到五十年代达到近两千人；目前，在上海有姓名可记的丝竹乐师尚有二百位左右。从全国范围来看，参加活动的人数之多也算很突出的。

㈠历史渊源

十九世纪中叶（清道光年间）江南地区的主要经济文化中心是在苏州、无锡等地，民间器乐合奏的主要代表形式是《苏南吹打》（也叫《十番锣鼓》），江南丝竹尚未形成一个乐派。当时在上海流行的套曲《锣鼓四合》就是“笛吹锣鼓曲”的形式。《四合》是一支流行很广的器乐曲，在各地有不同的形式如有扬州的《扬合》，苏州的《苏合》，无锡的《四合如意》等等。这些乐曲与上海的《锣鼓四合》在各个段落上都是相同的。根据有确切记载的资料，《锣鼓四合》最早的传播者是清末的琵琶名家陈子敬，是他授谱给上海西郊漕河泾的曹某，并亲自教会曹某组织的乐队演奏此曲。上海梅溪小学音乐教师周石僧于一九一九年编印的《国声集》，是一本最早记录上海民间丝竹音乐的曲谱，其中所载的《云庆》《行街四合》和《四合如意》三首乐曲的原始谱，就与《锣鼓四合》中几个段落的音调相一致，从而可证明上海民间丝竹音乐的曲调是在“苏南吹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锣鼓四合》则是一首承前启后的乐曲。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上海南市福佑路的“小世界游乐场”初开时，还有从嘉兴和苏州请来两班吹鼓手每日表演，叫作“打十番”。用唢呐和锣鼓响器演奏的称“粗十番”，不用唢呐和响器的称作“细十番”，也叫“清丝竹”。开始人们感到很新鲜，不久也销声敛迹了。上海的丝竹音乐继承的就是《苏南吹打》中“清丝竹”的演奏形式。推动上海民间丝竹合奏的主要因素，是上海地区民间的一种风俗音乐形式，也叫“清客串”。

上海民间的婚丧喜庆音乐有两种：一种是职业化礼乐艺人的演奏，叫作“小堂名”，吹奏的大多是传统曲牌，如《小开门》《哭皇天》《傍妆台》之类；另一种业余性质不取报酬的演奏，就是“清客串”。据老辈人的回忆，“清客串”的风俗最少已有一百几十年历史了，在上海市郊还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之后。“清客串”没有固定的行帮组织，只有一位临时召唤性质的局头，乐师们根据局头的相约，自带乐器到红白喜事人家演奏助兴，主人家须以宾客的礼遇相待。市郊的庙会活动也经常有“清客串”参加。乐师们把参加这种演奏自称为“跑客串”。有时几班“清客串”相遇在一起，各显神通竞技斗胜，往往可看到十分精彩的表演场面。因为“清客串”的乐师是穿长衫的，不同于“小堂名”的礼乐艺人，所以他们被尊称为“先生”。直至现在上海的丝竹乐师见面仍彼此称呼“先生”，这也是一种传统。

清末时，“清客串”演奏的曲目主要是《六板》《三六》《四合》和一些流行小曲，如《欢乐歌》《无锡景》《柳青娘》《上海码头》等。

《六板》有快慢不同的六种变体，但全曲六十板不变。此曲又名《八板》，是每乐句八板之故（根据李芳园《琵琶谱》的注。实际上后段有三个四板的小乐句）。在清代嘉庆年间，蒙族文人容斋记录的北方民间合奏乐《弦索十三套》曲谱中，已有此曲，并称之为古曲，所以至少在明末前就在民间流传了。《三六》是一首由小曲联奏而成的组曲，在清代已作为苏滩坐唱的前奏曲了。直到现在苏州评弹还把它作为开唱的前奏。有名的《弹词三六》就是人称小套琵琶大王夏宝琛向湖州的评弹艺人何凤生学来的。根据苏滩老艺人讲，《三六》一曲可以根据时间长短的需要，只奏“引子、合头、尾声”三段，也可以放慢奏全“幺篇、加合头的其一到其四和加合头的尾声”六段，所以叫《三六》。此说仅供参考。一八九五年出版的《李芳园琵琶谱》中，借托了两首古乐曲的名字，将《六板》改名为《虞舜熏风曲》，将《三六》改名为《梅花三弄》，这两个名字也沿用到现在。“清客串”演奏的《四合》，有带锣鼓的《锣鼓四合》与不带锣鼓的两种。不用锣鼓衔接的《四合》经常分段演奏，逐渐演变为几支独立的乐曲，如丝竹乐曲《云庆》就是《锣鼓四合》中的一个段落。民间小调演变而成的丝竹乐曲，最有代表性的是《欢乐歌》。

㈡丝竹乐派的形成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城市畸形发展，不久成为江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进入市区，郊区的民间音乐也在市区繁荣发展起来。由于市区的音乐合奏是在室内演奏的，因此摒弃了锣鼓响器和唢呐，成为只加少量击节乐器的“清丝竹”形式。城市的条件优越，人才众聚，所以在演奏技巧和对乐曲再创造（作）等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在上海福州路、山西路口的“文明雅集茶楼”上出现了第一个丝竹集会。参加者都是茶楼爱好丝竹的老茶客，他们仿效“清客串”的形式，每星期日定期聚会合乐消遣。局头陶章元当时无固定职业，以教丝竹为生，他组织丝竹聚会也有以此吸引人们，招徕学员之意。比较优秀的乐师有杨志刚（笛）、郑耕莘（笙）、周星宝（箫）、袁颂尧（二胡）、许仙（琵琶）、张志翔（扬琴）、金忠信（三弦）、旧货阿贵（鼓板），还有冯锦堂、张丽生、徐锡荣等人参加。

一九一五年在浙江路、宁波路成立的《钧天集》丝竹集会，继承“文明雅集茶楼”的定期集会。并请了许仙、张志翔、周星宝、金忠信四人做辅导传授技艺。参加的有赵子荣、马菊生、李丽水、倪燮耀、蔡之炜等人。《钧天集》是对江南丝竹后来发展最有影响的音乐社团，上述的乐师也都成为丝竹界推崇的优秀前辈。

一九一七年在南京路的劝工银行内有银行职员参加为主的《清平集》成立。主要人员有楼恂如、王云甫、任悔初、杨寿生、王逸才、陈润身、徐念椿等人，也请“文明雅集茶楼”的几位著名乐师参加活动。

上海地区的丝竹音乐于此已正式形成一个乐派，其标志是：第一，有了一批热爱丝竹音乐、技艺水平较高的乐师，他们还经常被聘为辅导，造就出一批批的丝竹人才；第二，乐队的组合形式已经确立，后来虽有发展，但基本情况是在那时所奠定；第三，丝竹乐师采取每周一次在茶楼定期聚会的传统活动方式，就是从那时开始，一直流传（沿袭）到今；第四，已有了一批曲目，就是《六板》《三六》《四合》及从这些原始曲调变奏派生的乐曲。目前所说的江南丝竹音乐，指的也就是这些乐曲。

㈢兴盛和发展

从“文明雅集茶楼”开始，由《钧天集》、《清平集》等丝竹集会奠基的丝竹音乐，由于有前辈优秀乐师的提倡，演奏技艺提高很快，流传日广。当时正是辛亥革命之后，五四运动的前夕，上海地区正处于民主思想上升时期，市民阶层的生活比较安定，又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所以各茶楼的丝竹聚会十分活跃，业余的音乐社团也似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

在上海有影响的丝竹聚会有东西南北四大茶楼：沪东有杨树浦的“虹镇茶楼”，茶楼主朱少梅本人就是著名的笛子高手；沪西有徐家汇的“彩云楼”，是朱林根、汤家宝、汤学发、萧龙宝等发起的；南市城里有豫园的“春风得意楼”，最早是袁颂尧主持的；闸北有有北火车站的“月华楼”，是吴华生、蔡阿兰主持的。四大名楼中，规模最大的是“春风得意楼”，各音乐社团的乐师都常来活动，外地的丝竹乐师也以“春风得意楼”为观摩交流的中心集会点。据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最大的一次盛会，有各地两百多位乐师参加。几十年来“春风得意楼”的丝竹活动连绵不断，经久不衰。袁氏去世后，由蔡之炜和许雅勤两位继续维持。

下面介绍《清平集》以后成立的一些主要音乐社团情况：

约一九一八年，周石僧组织成立《国声社》丝竹集会。

一九一九年有张志香、秦仲功发起成立《国乐研究社》，在秦仲功家活动，请许仙为导师。他们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提出与群众结合，公开征求社员参加。社内每年开一次音乐会，交流技艺，十年无间断。鼎盛时分“丝竹” 、“昆曲”、“京剧”、“弹词”等组，社员增至数百人。一九二五年从文庙路迁至南市蓬莱路张志香家，到抗战时期难于维持才结束。

一九二零年郑觐文创办的大同乐会，是解放前唯一的民间职业化音乐团体，规模很大。著名的丝竹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就是大同的柳尧章根据琵琶曲《浔阳夜月》改编的。郑觐文根据唐诗《琵琶行》中的名句“春江花朝秋月夜”题的名字。大同的宗旨是提倡发扬光大中国的古乐，制作了成套的仿古乐器，郑觐文还编著了很有理论价值的《中国音乐史》。抗战时期郑觐文的儿子在重庆办过重庆大同乐会。四五年抗战胜利，重庆部分宣告停办，上海的原址则有许光毅、金祖礼成立“礼毅国乐研究室”，于是大同乐会就在无形中结束。

一九二三年成立的《乐林国乐社》，主任是蔡金台，副主任金祖礼，干事苏涤新，请许仙、张志翔为辅导。主要活动是丝竹和苏滩。当时乐林参加社会的慈善工艺演出很多，也到抗战爆发后结束。

一九二五年有李廷松、孙裕徳发起成立的“霄雿乐团”，规模也不小，经常演奏由李廷松根据琵琶大套改编的合奏曲。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在“兰心大戏院”（现在的“上海艺术剧场”）举办十周年纪念音乐会，并同时改名为《霄雿国乐学会》。从当时的节目单来看是可称得起相当精彩的音乐会了。

一九二九年有陈永禄主持成立的《云和乐会》，由金祖礼任顾问。抗战时人员跑散，到四七年五月陈永禄与留沪部分组员再复兴，改名为《云和国乐学会》，在四九年有会员二十四人。

一九三四年从杭州来沪的王巽之与程午加举办了一个《华光乐会》。他们自己说成立的目的为了与《霄雿》、《大同》相抗衡，除了古曲还演奏杨荫浏之兄杨荫溥所创作的乐曲。他们招待过外国人，还曾在孔祥熙家的宴会上演奏过，也到抗战时散伙。

约于一九三五年前后成立的《紫韵国乐会》，参加者有顾金林、张仲翔、姚守梅、陆型、周晋陞、陆春龄、凌寿楠、顾文祥、姚学勤等人，也是一个阵容坚强的丝竹团体。

另外有一些群众事业组织也附设丝竹小组，较有影响的有《友声旅行社国乐组》（周俊卿为主）《华联同乐社国乐组》（顾景尧为主）《邮务工会国乐组》《新亚药厂国乐队》等等。

浦东地区在抗战前有塘桥的《梅友国乐社》、杨家宅的《怡乐国乐社》和《听松国乐社》等组织。

在苏州，一九二九年项学臣创办了“吴平音乐团”，有陆修棠、张季让、姜守良等参加。

在无锡，有无锡《钧天集》和无锡《华光乐会》，是杨荫溥、杨荫浏兄弟支持的。

在杭州，有王韵程等创办的《正始社》，吴毅臣、许我致等办的《杭州国乐研究社》，俞易堂、徐元白主持的《乐风琴社》，以及王巽之、王云九参加的《青年会国乐组》等社团。

㈣抗战后的衰落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七月底由《邮务工会国乐组》的金祖礼、周自新、顾肇曾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各音乐社团为劝募救济难民的一次电台丝竹播音大会。参加者不但包括全市的丝竹音乐社团，还有广东音乐和潮州音乐的团体和名家。这是解放前上海国乐界联合起来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治宣传活动，在当时影响不小。“八一三”上海沦陷，各丝竹团体纷纷星散，民间丝竹音乐就日趋衰落了。

在萧条的景气中，只有城里《春风得意楼》的丝竹集会仍旧维持。少数怀着眷念国粹思想聚会合乐的乐师，以丝竹音乐寄托自己的苦闷，排除空虚。反映在演奏上就是一再的放慢加花，使乐曲的格调与早期的爽朗、明快大不一样。那时，技巧上的发展可说已达到民间丝竹的最高阶段，而提倡越慢越好、越长越好的风气，则使丝竹合奏脱离现实，脱离生活的倾向也越来越严重了。

一九三九年卫仲乐主办成立了《中国乐会》，由许光毅、金祖礼任副会长，到四三年扩充改名为《中国管弦乐团》。这是一个抗战时期成立的，最有声望的音乐团体。

一九四一年前后，有薛孝慈出来办了一个《商余国乐会》，在新世界、和大世界等游乐场中设立一种“丝竹游艺”，以音乐招徕游客。他们做了八块牌子，写上《熏风曲》《欢乐歌》《梅花三弄》《云庆》《行街四合》《慢三六》《慢六板》和《四合如意》，顺次插立。从此开始就有了所谓“丝竹八大曲”的讲法。薛氏本人十分热爱丝竹音乐，在沪西有许多弟子；五五年出版的《锣鼓四合》谱是经他整理过的。但他搞的“丝竹游艺”是有政治背景的，目的是配合日伪的“绥靖政策”，歌舞升平。后来，他们接到一封爱国人士的恐吓信，不敢再搞下去而停止。

在同时期，日伪上海电台还播放过丝竹合奏。这是人称“二胡大王”的张丽生出面组织的。当时张丽生也来找过我，愿出高价请我吹笛。我说：“人家一听就是知道是谁吹的笛子，这种事我是不能做的。”电台播音不久，张丽生被人用手枪打死，从此就再没人敢出来搞丝竹的电台播音了。    一九四五年上海光复后，各音乐社团虽都有复兴的打算，但由于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加上舞厅的爵士音乐和流行歌曲在上海十里洋场风靡一时，土生土长的民间丝竹得不到重视，所以只有少数社团回复活动。

一九四七年四月五日，苏州的吴平国乐团发起举办了音乐节的联合演出，上海的“中管”，无锡的华光乐会和业余国乐研究社都到苏州参加演出，也算是一次比较热闹的民间音乐活动。

㈤解放初期的繁荣盛况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人们生活安定，民间音乐受到党的关怀和重视停止多年的音乐社团大多重新聚会活动，非常活跃。电台广播中经常有民间乐队的丝竹音乐节目。节日的联欢舞台上也到处有丝竹合奏的演出。二、三年内研习丝竹的人数迅猛增加。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五、十六日两天，上海逸园（现在的“文化广场”）举行“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音乐会”，有上海音乐界民间艺人一百多人参加。演出中除民间乐曲外，还有百人大合奏《快乐的农村》和《全世界人民团结紧》等新曲目，真是盛况空前。会后，成立了“上海市国乐联谊会”，由卫仲乐任主任，孙裕徳、金祖礼任副主任。该会在民间乐曲整理及民族器乐演奏交流方面，作了一定的工作。

一九五一年十月，有张银泉、许稚勤、顾得人、张关斌、钱珠林、徐坤宝等人组成“合众国乐会”。并有夏宝琛、金筱伯等参加指导，也是个有影响的团体。

一九五二年，为了恢复豫园中“小刀会”起义指挥部“点春堂”的旧貌，政府将“春风得意楼”拆除了，丝竹集会改到园外九曲桥上的“湖心亭茶楼”继续活动，盛况如前。

一九五四年初，有朱少梅、陈莲笙、陈关根、周熙福、顾启骅、张福林、王秀章、沈日新、陆建荣、陆纯杰等人组成“民韵国乐团”。“民韵”是前身就是“虹镇茶楼”的朱少梅等人在四十年代组成的“沪东国乐社”。

一九五四年五月，有金祖礼、周国祥、顾得人、钱珠林、徐中仪、顾启骅、张关斌、柏瑞生等人组成“江南丝竹研究会”。曾多次参加“上海之春”音乐会和音协上海分会主办的各项活动。

由于传统保守观念的破除，五十年代初期出现了丝竹界雅俗合流及各兄弟乐种互相交流学习的新局面。这时丝竹乐队演奏的曲目已经十分丰富，如《鹧鸪飞》《霓裳曲》《阳八曲》和广东音乐《走马英雄》《平湖秋月》等都是丝竹乐队经常合奏的曲目。早期的丝竹音乐原始乐曲只有三、四首，变奏派生的乐曲有十多首，到五十年代中期，丝竹乐队经常演奏的曲目包括《春江花月夜》在内，已有将近三十首。这些乐曲都是民间音乐宝库中的优秀遗产。

一九五五年，上海民族乐团成立，孙裕徳、许光毅、陆春龄等多位优秀乐师成为乐团的骨干。

一九五六年由上海群众艺术馆和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组织的文艺会演中，民间丝竹合奏受到了群众欢迎。五八年上海群众艺术馆编印《上海民间器乐曲选集》，以乐队分谱形式记载了《锣鼓四合》《慢六板》和《三六》等乐曲，并正式使用了“江南丝竹”的名称；从此“江南丝竹”成为我国民间器乐合奏的一个重要乐种，在全国范围流传。

㈥五十年代之后

五十年代民族音乐事业发展很快，有大批的民间乐师转为专业音乐工作者。五十年代以后，民间的丝竹活动则由于种种原因渐趋冷落。

一九六一年九月，在原“文庙”旧址的南市区文化馆，有南市区民族乐队组织了一次“江南丝竹汇报演出”，全市的丝竹爱好者参加到场者有四百余人，在当时也是一次盛会。

六三年到六四年间，随着三年自然灾害后经济好转，民间丝竹活动也兴盛过一阵，豫园湖心亭茶楼丝竹聚会一度十分热闹，并常有游园的外宾来录音或摄影。但在六四年秋，由于一次意外的事件，“湖心亭”的丝竹聚会停止了。其他民间丝竹聚会虽仍有，终因失去了这一规模交流枢纽，二难免有萧条之感。

六六年到七六年这十年中，民间音乐社团活动和和公共场所的丝竹聚会都被迫停止但私家不定期的小型合奏在七零年后仍时有举行，乐师们称之为“游击式活动”。很多乐师堔恐艺术遗产的失传，还冒险将当时被视为“四旧”的丝竹曲谱，多方设法珍藏起来。

一九七七年春节，中央人民电台重播了江南丝竹音乐，上海的民间乐师奔走相告，欣喜异常。不久，每周一次的丝竹聚会就纷纷恢复，迎来了民间丝竹兴盛新的历史阶段。

以上是我知道的一些历史情况。七七年以后的事这里就不提了。难免有遗漏或失误，竭诚欢迎大家指正和补充。

一九八三年元月初稿

十月修订稿

作者简介

金祖礼（1906年—2000年8月30日），又名晋升，上海人，中国民族音乐演奏家、音乐教育家。自幼随叔父金寿泉学习丝竹乐器，师从许仙、张志祥等名家，精通江南丝竹全档乐器演奏，尤以笛、箫著称，获誉“江南丝竹笛王”。1924年加入乐林国乐社，1931年赴大同乐会研习古琴。1940年与卫仲乐合创仲乐音乐馆，次年共同组建中国管弦乐团。1945年参与重建大同乐会，1948年率云和国乐学会举办广播演奏会。1956年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教师，1964年调任北京中国音乐学院，1965年返沪继续任教。系统整理《江南丝竹八大曲》曲谱，编撰《江南丝竹概述》教材并提出“小、轻、细、雅”四字风格要诀。晚年担任《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上海卷》艺术顾问，其保存的民国琵琶因结构考究被视为时代标准器。1985年以八十高龄参与卫仲乐从艺六十周年音乐会。

上海“清平集”演奏《花三六》（1934年）

上海大同乐会演奏《国民大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