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西方音乐理论与文化体系的语境影响下，以民族器乐协奏曲为代表的音乐创作实践背后所隐含的技术、审美与评价标准的话语权等体系归属问题，长期对中国当代音乐的进一步发展构成认知和实践层面的束缚。文章在梳理全球化语境下构建中国音乐知识体系的自主性诉求的基础上，探讨了民族器乐协奏曲在创作、表演、传播等艺术实践环节，对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所发挥的推动作用及其逻辑理路，并围绕其对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启示展开思考。
[关键词]民族器乐协奏曲；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逻辑理路；学理启示；文化自觉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包括中国民族器乐协奏曲（下文简称“民乐协奏曲”）在内的中国当代音乐创作成就显著，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群众音乐生活的丰富，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然而，在以西方交响乐为代表的西方音乐理论与文化体系的语境影响下，以民乐协奏曲为代表的音乐创作实践背后所隐含的技术、审美与评价标准的话语权等体系归属问题，长期对中国当代音乐的进一步发展构成认知和实践层面的束缚。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音乐创作实践的“繁荣”与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焦虑”二者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知识体系自主性构建已提升至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关键位置。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历史必然，也是当前中国人民文化自觉的映射。推进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但能够系统提升学术创新能力，更是新时代赋予当代音乐学人的历史使命。民乐协奏曲创作作为当代中国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实践与文化叙事，正以自己的独有方式，充分参与到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进程之中，并成为连接传统精神与现代形式、个体表达与体系构建的战略支点。因此，本文旨在厘清民乐协奏曲构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理路与学理启示，以期为该体系的系统建构提供参照。
一、构建中国音乐知识体系的自主性诉求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音乐知识体系自主性诉求的核心目标旨在摆脱长期以来对西方音乐理论框架与话语的依赖，建立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解释和指导中国当代音乐创作、表演、传播等艺术实践的理论体系。这一诉求正契合“艺术实践—理论提炼—体系建构”的逻辑理路或研究路径，主要彰显于创作实践的本土叙事、国际传播的平等话语权、理论建构的文化自觉三个维度，构成民乐协奏曲参与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
（一）创作实践的本土叙事
民乐协奏曲创作践行传统文化审美内核与现代表达形式的有机融合，是构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目标之一。自西乐东渐以来，经过逾百年的本土化发展，中国当代专业音乐创作早已跨越了对西方技术简单模仿的阶段，作曲家们的关注重点与创作理念已然转向传统美学基因的当代表达、独特的音乐语言与技术体系建构，以及面向当代的本土化叙事等。
——————
①本文为202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民族器乐协奏曲创作研究（1978—2019）”（项目编号：25YJA760128）阶段性成果。
——————
首先，追求以传统为文化根基的当代表达。大量优秀的民乐协奏曲作品不再是对民族乐器音色或民间音乐的旋律音调、节奏等素材的简单挪用，而是将传统的戏曲、古诗词、书法，甚至美学结构与哲学逻辑，转化为具有时代特征的现代音乐语言，以更为内在与深刻的方式呈现，从而使其兼具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与当代审美特质。如唐建平琵琶协奏曲《春秋》（1994）、郭文景第二竹笛协奏曲《野火》（2010）、温德青二胡协奏曲《痕迹之五》（2005）、王丹红古筝协奏曲《如是》（2012）及贾达群大型民乐协奏套曲《梨园》（2019）等，作曲家正是从戏曲、古诗词、书法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让传统基因在当代民乐协奏曲中焕发新的活力。
其次，确立“技术为艺术服务”的评判标准。在音乐创作层面，民乐协奏曲的自主性体现为不盲目追求西方的技术复杂度与现代性，而是注重作品是否承载了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与哲学精神，能否引发本土与国际听众的广泛共鸣。如权吉浩《京剧印象——为琵琶与民族管弦乐队而作》（2005）、景建树的四乐章唢呐协奏曲《梦·四回》（2014）、贾达群民族器乐协奏套曲《梨园》等作品，均立足本土化叙事与艺术表达；尤其郭文景竹笛协奏曲《野火》中对竹笛传统演奏技法的创新与突破，以及乐队配器的复杂织体音响设计等，更是紧扣“野火”主题，真正达到技术与艺术的高度统一。
再次，推动从实践到理论的本土话语转换。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积淀后，民乐协奏曲创作逐渐以立足面向当代的本土叙事，实现从实践到理论的话语生成。通过学术研究中的理论提炼，梳理和普及中国音乐概念、术语与理论，赋予其更具科学性、规范性、合理性的内涵与外延，进而规范音乐创作、表演的理论表述，建构音乐欣赏、评论的中国话语，正是自主性诉求的直接体现。“民族交响乐”概念的提出与普及，便是这一话语转换过程的典型例证，而民乐协奏曲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性体裁，极大地丰富了当代音乐创作的多样性与灵活性，同时在推动本土理论生成方面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进入21世纪后，民乐协奏曲迎来大发展、大繁荣，作品数量持续攀升，青年作曲家群体的加入使创作风格愈加多元，民族质性的表达也日趋内敛、深刻，其下属子体裁类型、协奏乐队形式及协奏属性均在中西交融的基础上呈现出极大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以“中国传统音乐的现代化呈现、西方音乐体裁的本土化发展”[2]为核心特征的民乐协奏曲，正在使协奏曲这一外来体裁日渐契合中国传统审美观念，并朝着逐步深度归属中国音乐体裁体系的方向发展。
（二）国际传播的平等话语
构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的另一重要目标，是要在国际交流中彰显中国音乐独特的主体文化价值，而非仅充当异域风情的附属元素，进而主动参与全球对话，以改变“欧洲中心论”窠臼下中国音乐长期以来被定义的处境。在全球对话中，自主性诉求则体现为争取文化解释权和价值认同感，而非单向度的文化输出。
其一，国际传播重在阐释文化内涵，不能止步于形式层面的展示。中国音乐在国际上不应仅被视作一种地域性的“世界音乐”，而应彰显独立的文化身份与深厚的体系性，避免被简单归类。“世界音乐”的概念虽曾被广泛用于描述中国音乐在西方的传播，却未能充分展示其独特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民乐协奏曲不仅是“世界音乐”范畴中的一部分，更是有着独立文化身份的中国当代音乐的典型形式与代表性体裁。
其二，创新传播路径，推动传播方式由“送出去”转向“活起来”。诸多融合传统元素的当代民乐协奏曲作品，凭借其强烈的民族性与情感张力，能够在海外产生良好的跨文化传播效应。然而，中国音乐的海外传播仍面临着多重挑战：西方传统音乐教育体系强调乐谱的固定性与规范性，中国传统音乐则注重即兴性与表现性，二者在音乐观念上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包括民乐协奏曲在内的中国音乐文化的传播交流，促进双向互谅互解，让中国音乐成为平等的“对话者”，而非供人猎奇的“被看者”，是现阶段对外传播工作的核心目标；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与教育领域的双向交流，则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新的条件。
20世纪以来，中国音乐在体系化建设方面持续探索，从“国乐改进”到“民族管弦乐”的建立，其间得失并存，积累了丰厚的历史经验。中国音乐术语的跨文化传播，亦是这一体系化进程中亟待深化的重要课题。在全球化与文化自信的背景下，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不言而喻，其核心在于超越单纯的“中西结合”，寻求主体性的价值表述与话语生成。“建构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战略要求。”[3]确立中国标准和中国话语，必须建立自主的学术评价体系。只有摆脱“唯西方”标准，才能在更加平等的学术环境中确立自身的评价权威，持续提升中国音乐在国际乐坛的传播力、感召力与话语权。
（三）理论建构的文化自觉
通过音乐创作、表演、传播等较为显性的中国音乐知识体系的自主性诉求，最终达到构建基于中国自身哲学、美学与音乐实践的理论体系，既是中国音乐历经百余年西乐理论渗透后的深层反思与更内在的诉求，也是新时代音乐学人摆脱西方理论局限、深挖本土资源、建构独立自主理论知识体系应有的文化自觉。这一自主性诉求的学理基础，旨在建立一套能准确描述、分析和评价中国音乐现象，且具有世界意义的“元理论”。
当前，我国音乐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借鉴和吸收外来西学成效显著，但理论观点的自主性和原创性却显得相对不足”[4]的失衡状态。现有成果无论从跨文化音乐研究视角切入，还是基于创作实践、理论批评与文化认同的复合视角展开，大多仍停留于具体问题的分析与阐释层面，而从知识体系建构角度进行系统性考察的研究，至今仍较为匮乏。
近年来，国家层面持续推进系统性理论研究，“中国乐学理论体系研究”“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相继立项。此类项目立足全面、系统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与当代创作实践，关注音乐形态的内在逻辑，提炼中国民族音乐的核心特征与哲学基础。以此为理论体系建构的起点，可在一定程度上为构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奠定基础。无论是音乐创作、表演等艺术实践层面，还是音乐传播、传承、教育与研究诸领域，整体发展始终以理论构建为要旨，即杨燕迪所言“理论牵引”，“在具体的研究中时刻注意理论性的命题，并努力使课题研究更具宏观层面的问题导向”[4]。让理论研究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成为新时代音乐学人的文化自觉，是当前中国音乐学界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可见，中国音乐学人日渐增强的中华文化本位意识与学术自主渴望，既是时代发展所致，亦是学术发展大势所趋。
上述三方面的自主性诉求均有民乐协奏曲的充分参与，相较于其他体裁，更为本土化的发展历程与中西融合的特点，使民乐协奏曲的自主性诉求也更为迫切与突出。总体而言，中国音乐知识体系的自主性诉求，是一条在深刻理解自身传统、充分吸收世界养分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道路。其归宿终究是服务于创作与表演等艺术实践，核心在于解决“如何用音乐讲好中国故事”的方法论命题，既不封闭排外，亦不盲目追随，最终目标是让中国音乐以独特而自信的姿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并为丰富全人类的音乐文化作出贡献。
二、民乐协奏曲构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理路
正如前文所言，在全球对话中，自主性诉求往往体现为争取文化解释权和价值认同感，而民乐协奏曲作为本土化发展最为成功的交响音乐体裁，在此方面具有独特的体裁优势。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中的观念改变和专业作曲家的积极参与，是近些年民乐协奏曲创作热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学者指出：“中国乐器具有本土化的声音特性，它本身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传统的民间音乐、民歌、戏曲、说唱、器乐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5]作曲家郭文景也指出，由于专业作曲家的加入，在众多传统音乐种类中，“只有中国民族器乐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其原因正在于整个民乐界面对世界的开放姿态”[6]。这恰恰在另一层面契合了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从而对其体系化构建起到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民乐协奏曲以其独特的体裁属性与艺术实践，在审美认同、创作探索、表演助推与传播拓展等四个维度上，形成了推动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链条。
（一）欣赏者的审美认同
民乐协奏曲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切入点，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独特的体裁属性与广泛的受众基础。
首先，民乐协奏曲本就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与公众性。在西方音乐史上，协奏曲与交响曲同属大型交响音乐体裁，但相较于交响曲，协奏曲风格相对轻松、通俗，不那么严肃、深刻，更易于普通听众欣赏与理解。相较于追求深邃哲学意蕴与严密逻辑建构的交响曲，协奏曲以独奏乐器与乐队竞奏的独特形式，呈现出更强的直观性与特有的戏剧张力。在中国本土语境下，凭借千年来传统民族器乐所积累的审美偏好与文化认同，以及民族乐器鲜明的音色辨识度，民乐协奏曲有效弱化了现代作曲技术带来的审美屏障，明显更易被国人，特别是非专业受众所接受。
其次，协奏曲具有显著的视听互补特征。音乐虽然是典型的听觉艺术体裁，但在现场及视频欣赏过程中，除听觉本身外，观众的视觉参与同样至关重要。不同于其他音乐体裁，协奏曲表演中，主奏乐器的演奏家往往居于舞台正前方的中心位置，成为全场视觉焦点，部分乐器还需站姿演奏，“舞台上呈现的独奏与乐队，独奏者的表演——动作、姿态、神情与大型乐队交互和应，这与欣赏纯音乐的交响曲的现场感受是不一样的”[5]。特别是在华彩乐段，独奏者高超的演奏技巧与乐队形成强烈的对比，极易引发现场最为直接的情感共鸣。因此，视觉感知与表演性表达的加持，使民乐协奏曲在心理接受层面远优于其他严肃音乐体裁。
形式多样、适应性强，也是民乐协奏曲本土化充分发展的重要原因。西洋管弦乐队协奏的形式便于海外推广传播，同时凸显主奏民族乐器鲜明的中国文化属性。民族管弦乐队协奏的形式则更符合本土受众的审美习惯，更易获得国内听众的广泛认可。
（二）作曲家的本土化探索
历经近百年本土化演进，伴随着作曲家的不懈探索，中国协奏曲体裁在子体裁类别、协奏形式、音高组织与曲式结构等方面，已然形成明显有别于西方传统协奏曲且具有某些中国文化质性的本土化特征。民乐协奏曲是西方音乐体裁在中国本土化发展最为成功的音乐体裁类型之一，较其他音乐体裁表现出“传统民乐现代化，西方体裁本土化”的兼容并蓄特征。①
民乐协奏曲本土化发展主要体现在创作观念与整体构思的宏观层面，以及具体作曲技法与形态特征的微观层面。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作曲家们愈发注重音乐内在表达的中国性，不再局限于音乐表层形态的民族化，转而追求音乐深层的中国精神，从而表现出中西交融、深度本土化的全新民乐协奏曲体裁特征。[7]
1.宏观层面
宏观层面的本土化探索集中体现于作曲家的创作观念，主要落实在民乐协奏曲的题材内容、子体裁类别、创作方式、表演形式与审美习惯等非作曲技术及非音乐形态方面。早期民乐协奏曲除在旋律、和声等音高组织中借鉴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外，创作中还凸显叙事性与标题性，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专业音乐的抽象性。在形式结构的文化叙事方面，作曲家改造并突破西方协奏曲经典“竞奏”模式，融入中国传统音乐特有的线性思维与“散—慢—中—快—散”结构，植入文学性、标题性的叙事传统，使之彰显鲜明的中国文化质性。
题材的叙事性与文学性是民乐协奏曲获得本土审美认同的又一重要因素。这不仅体现在标题音乐中的文化意象构建，还体现在对传统音乐素材进行的现代转译与语境重塑。如方岽清《大国丝路》《梦桥》等大型协奏套曲，紧扣重大社会发展主题，结合多媒体等手段，以全协奏音乐会的宏大叙事形态，传达青年作曲家面对国家发展的使命担当与文化自觉。
当代民乐协奏曲体裁类型极为丰富：独奏乐器种类繁多，并可创作中西混合二重或三重协奏曲；协奏乐队兼容中西编制，常出现多版本乐队协奏共存的灵活形态，与西方协奏曲的固定配置差异显著。此外，小型单乐章协奏曲、带有独奏乐器的大型乐队作品，在体裁属性方面普遍存在明显的“中介”性质，难以简单二元归类；而像朱世瑞为大管弦乐队而作的《没有琵琶的琵琶协奏曲》（2006）是否还属于协奏曲体裁范畴则更难以简单界定。
2.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的本土化特征主要体现在民乐协奏曲的曲式结构、音高组织、音响音色、协奏形式等具体音乐形态与作曲技法之中。
第一，结构思维的中国化。在当代民乐协奏曲的结构组织逻辑中，中国传统音乐的线性思维与多段连缀结构就深受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影响，常表现为“散—慢—中—快—散”的结构美学，并在情节性叙事的需求与抽象结构的理性逻辑之间寻求平衡，赋予作品具有中国性韵味的“隐结构”特征。
第二，音高组织的自主逻辑。在协奏曲的宏大结构中，作曲家积极探索如何运用非西方体系的音高逻辑实现地域性音乐语言的理论提炼。这不仅涉及五声性调式与现代和声的融合、音腔理论在记谱与结构化层面的表达，更通过对民族调式的现代衍展及非十二平均律的现代表述，在音体系与调式理论方面完成本土化创新，搭建起足以支撑大型作品发展的音高组织架构。
第三，音色观念与音响配器的拓展。无论搭配民族乐队还是交响乐队，独奏乐器与乐队的协作关系始终追求“和而不同”的审美境界，由此形成区别于西方“融合性”配器的“层叠性”与“对话性”音色美学。早在1981年，林乐培为5件民族乐器与管弦乐队而作的大协奏曲《对比》，便率先开启了中西乐器音色对比与逻辑融合的先锋尝试。
——————
①因篇幅所限，此处仅对相关内容作概括性简述，详细论述可参见本文提及的几篇拙作。
——————
与此同时，民乐协奏曲创作也系统性推动了民族乐器法的建构。对独奏乐器技术极限与音色库的深度挖掘，推动了民族乐器法由零散经验传承走向规范化知识体系搭建。琵琶“交响化”技法开掘、二胡适配“无调性”语言等探索，均成为乐器法标准化进程中的重要贡献。进入21世纪，民乐协奏曲的本土化特征愈发凸显。作曲家吸纳西方现代音乐特殊演奏点位、非常规弓指法、特殊定弦、滑音、揉弦、装饰音、微分音等拓展技法，极大丰富与拓展了传统民族乐器的演奏范式。这种中西乐器对话中的声学美学探索，不仅拓展了民族乐器的音色边界与协奏形式，更深刻揭示了音乐创作作为知识生产场域，在构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三）演奏家的助推
因中国传统民族器乐历史底蕴深厚等原因，以民族乐器为主奏乐器的民乐协奏曲自带天然亲和力与公众性，尤其是经过民乐改良与专业音乐教育高速发展后，不仅民族乐器的音乐表现力与日俱增，且高素质民乐演奏家数量增长迅猛，演奏家对民乐协奏曲的表演、传播、创作等发挥了极大的助推作用。
相对于西洋乐器，中国民族乐器的音域往往较窄，竹笛、古筝等部分民族乐器演奏变化音的难度较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乐器的音乐表现力，也不利于其作为协奏曲的主奏乐器与乐队抗衡。[8]然而，随着中国民族乐器的不断改良，民族乐器的制作工艺愈发精良，音域不断扩展，音量显著增强，变化音演奏也变得更为便捷。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曲目量的增加、专业作曲家的加入以及对西方乐器演奏技法的广泛借鉴，民族乐器的演奏技法日益丰富，演奏家的演奏技艺突飞猛进，独奏乐器与民族管弦乐队的音乐表现力均持续增强，进而为民乐协奏曲的创作、表演提供了无限潜能。
随着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迅速普及，中国乐坛已培养出一大批有才华、有实力的优秀民族乐器演奏家。他们不仅主动委约作曲家创作能够充分展现自身演奏技艺的民乐协奏曲，并为作曲家提供有关乐器性能、演奏技法及技术可行性的专业建议，更通过自身的演绎保证高难度炫技的实现，使华彩段与协奏曲整体音乐表达协调统一，推动民乐协奏曲创作。由于华彩段在协奏曲中所具有的突出地位，作曲家总是不惜笔墨、精益求精，甚至主动征求并采纳演奏家的意见与建议，而演奏家往往又不满足于传统的炫技方式，不断探索新的演奏技巧和表达方式，因此华彩段的创作也常有杰出演奏家的充分参与。郭文景竹笛协奏曲《愁空山》（1992）、唐建平琵琶协奏曲《春秋》、秦文琛唢呐协奏曲《唤凤》（1996）、王丹红古筝协奏曲《如是》、方岽清古筝协奏曲《兰陵王》（2016）、张朝第一扬琴协奏曲《盘古》（2017）等作品中，华彩段的最终形态均与委约/首演演奏家的建议与支持密不可分。
在音乐表演领域，学界正致力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演美学与技术规范，系统构建涵盖技术、方法与理论的审美标准。这种民乐协奏曲体裁中演奏家与作曲家之间的协同创作，不仅对民族乐器演奏技巧的拓展、新音色音响的探索、音乐表现力的丰富与艺术性的提升，以及民乐协奏曲自身的持续繁荣具有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来自表演实践层面的重要支撑。
（四）传播路径的多元化发展
近年来，中国民乐协奏曲的传播路径不再局限于音乐厅，而是呈现出跨界融合、科技赋能、平台孵化与学术引领的多元化创新格局，从而给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是借力大众文化。作曲家开始自觉地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影视音乐或流行旋律中汲取素材，通过协奏曲体裁重新诠释。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就曾先后被改编为二胡协奏曲、古筝协奏曲。然而，在借力大众文化的同时，创作界亦有反思之声，即警惕“中西技法拼贴化”倾向，强调应扎根于中国传统音乐思维内核，重视民族乐器的个性化表述，而非盲目追求西方意义上的交响化与复调化。同时，作曲家们正在重新审视传统乐团资源，积极探索非西方交响思维下的中国民族管弦乐模式。
二是利用传播新媒介。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民乐协奏曲开辟了新的传播空间，视频号、央视频、抖音等数字平台开启的“云展播”与线上音乐会，使民乐协奏曲的传播突破了音乐厅的边界，受众范围大幅扩展。如苏州民族管弦乐团《江河湖海颂》的云端首演，借助网络平台的广泛覆盖，突破了线下观演的规模限制，收看人次远非传统音乐会可比。
三是联合多艺术形式。通过将音乐与电影、舞蹈、美术等多艺术形式结合，扩大影响力，增强传播力。如中央民族乐团音乐会《颂·黄钟大吕》联动国家话剧院、美术馆等5个“国家队”，引入吟诵、舞蹈等多元形式，将包括民乐协奏曲在内的音乐艺术融入综合音乐会中，通过顶级院团的强强联合，实现更广范围的传播。
民乐协奏曲体裁形式多样、适应性强，采用西洋管弦乐队协奏，更利于海外推广传播，主奏民族乐器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属性也更为直观；采用民族管弦乐队协奏，则更易获得契合中国传统音乐审美习惯听众的认可。鉴于此，相较于交响曲、室内乐及传统民族管弦乐体裁，更应加大对民族器乐协奏曲体裁创作的扶持力度，鼓励青年作曲家持续探索创新路径，重视民乐协奏曲的国际化传播。
总之，民乐协奏曲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是西方音乐体裁在中国发展最为成功的类型之一。该体裁正是在坐拥欣赏者广泛审美认同的基础上，通过创作者的持续探索与表演者的全力助推，持续推进了中国当代音乐的海外传播。这不仅在客观上推动了民乐协奏曲的持续繁荣，增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促进了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步伐，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民乐协奏曲对构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的启示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9]。民乐协奏曲的本土化实践，不仅展现了具体的推动作用，更在学理层面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中西关系”的重新定位
从中西关系的“影响—接受”模式走向“对话—生成”模式，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排他关系，而是中西音乐文化的深度融合。民乐协奏曲体裁的本土化发展便是典范，尤其是由民族管弦乐队协奏的民乐协奏曲，创造性地将民族器乐的发展、传承，与西方典型交响音乐体裁相结合。经过作曲家们的持续探索与努力，该体裁正在成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与发展活力的音乐表现形式之一。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0]民乐协奏曲的这种中西互补式借鉴，正是在坚守中国文化主体性前提下的开放与跨文化创造力的释放，不仅呼应了新时代“文明互鉴”①的重要论述，也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积累了宝贵经验。
构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应强化国际对话中的理论输出。器乐作品不同于声乐作品，后者依托歌词表意清晰，却反而影响了其国际化传播；器乐作品依赖音乐音响抒发情感、传递思想，正所谓“音乐是无国界的语言”，更适合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加之民乐协奏曲作品中，主奏民族乐器的音色对西方听众更具新鲜感与吸引力，协奏曲体裁形式也易于被接受，因此，就推动中华文明对外传播、提升国际影响力而言，其无疑比大多数音乐体裁更具优势。
中国音乐在发展历程中始终坚守本民族传统、薪火相传，又海纳百川、积极吸纳了其他民族文化养分，正是这一特质铸就了一体多元的中华音乐内核。从体裁形态来看，现代音乐的室内乐化倾向，与江南丝竹、广东音乐等中国传统民族器乐曲的小型化特征更为贴近；室内乐队协奏的协奏曲，也与中国传统器乐曲中一件乐器领奏、数件乐器跟奏的形式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正基于此，民乐协奏曲体裁不再受限于固定范式与固有审美标准，呈现出丰富多样、灵活多变的面貌。这种创作与形态上的转变，可让全球听众得以更全面地领略中国当代音乐的艺术魅力与独特韵味。面向未来，就中西定位而言，民乐协奏曲的发展路径必将长期秉持“世界性体裁，中国性表达”的开放兼容与独立自主的姿态。
（二）知识生产的系统性思考
构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固然要以创作大量音乐作品为首要前提，但相关知识生产与体系构建并不能仅局限于创作维度，而需通盘考虑，联动音乐创作、表演、传播、研究、教育等多个层面，加快传统资源的现代知识转化，完成地方性知识与普遍价值的辩证统一。这也契合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总体思路，即“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9]。
——————
①文明互鉴，2014年3月27日由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首次系统提出。
——————
深度阐释是将创作、表演实践转化为知识体系的关键环节。一方面，应在演出与教育中强调阐释音乐背后的文化观念，让音乐成为文化认知与知识传递的载体；另一方面，需在开放中确立自主，正视并通过系统理论反思应对西方技术惯性、市场导向、传统转化风险及理论滞后等现实挑战。同时，以创作、表演实践与理论反思的互动推动深度阐释，立足实践先行、理论跟进，以及音乐分析方法中国化与经典作品的理论生成力，形成“艺术实践—理论研究—教育传承”的可持续发展链条，以实践为基础、理论为支撑、传播教育为目的，不断生成、完善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发展路径必然是中国音乐未来的发展方向，将具体音乐体裁创作提升到知识体系建构的高度审视，以“总结经验—持续探索—创新路径”的思路，为“高原”“高峰”音乐作品创作提供理论支撑，从而推动中国当代音乐的创作表演、国际传播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就民乐协奏曲创作的未来走向而言，多元化趋势将持续深化。体裁规模的大小、独奏乐器的选择、协奏乐队的编制将更加多样，作品面貌也将愈发丰富。在体裁融合、中西结合的过程中，中国民族乐器及民族管弦乐队的演奏技巧与音乐表现力仍将进一步提升。同时，因新一代听众对中国传统音乐感性认知与审美感受的陌生化，加之人工智能在技术层面的冲击，创作或将出现类似西方新古典主义的回归倾向，在结构组织、民族音乐材料运用、原生态音响音色呈现上或有所侧重，无调性、非协和性、超理性音响等设计或将减少，转而会更注重情感表达与文化认同的内在建构。而这些正是AI难以替代的核心领域，理应引起创作者的高度重视。
此外，推动技术体系与美学体系协同发展，将民乐协奏曲创作中科技与审美相洽的中国经验纳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总体系之中，将有助于在当代音乐创作、表演、研究乃至教育等领域“构建一种‘科技为人文赋能，人文为科技铸魂’的和谐共生生态”[11]。为此，我们必须主动推进中国音乐自主知识的创新与体系化，避免各音乐学科间的单打独斗、各自为政，而应相互沟通、交流、合作、并进。民乐协奏曲正是注重中西融合、强调系统思维的典型代表，因此，可借助协奏曲这一国际通用体裁，逐步确立中国音乐的当代经典标准，积极参与全球现代音乐对话。
（三）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设想
民族器乐协奏曲创作实践已孕育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要素，作品积累、知识生产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体系化建构仍较为薄弱。创作中的自主性追求推动着理论话语的生成与重构，“中国性”不是封闭本质，而是在创造性转化中不断建构，“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2]。笔者尝试从基础到核心的三个层次提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设想。
基础层涵盖音乐创作、表演等艺术实践方面，包含乐器法、记谱法、作曲技法、演奏技法等具体音乐形态与艺术实践，其核心功能是为知识体系提供充足、多样且具有本土化特征的作品积累与实践素材。若无本土化发展进程中历代作曲家创作的各类海量民乐协奏曲作品，该体裁的创作、表演与研究便缺乏相应的理论依据，与其相关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也将沦为空中楼阁，无从谈起。因此，鼓励和扶持更多高质量民乐协奏曲创作，持续拓展基础层的作品储量与类型多样性，是体系建构的首要前提。
中间层是对中国音乐作品在创作、表演、传播、分析、研究等方面的理论体系进行系统化梳理，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对承载着悠久中华文明的中国音乐开展科学、系统的研究，总结归纳所形成的理论成果，既能为音乐创作、表演等基础艺术实践提供重要指导，也是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能否成功构建的关键环节。未来理论拓展的方向，应聚焦于建立中国音乐分析术语体系、发展跨文化音乐创作理论、构建具有自主标准的音乐评价体系等。这些理论成果不仅能为当代音乐创作提供历史经验与理论自觉，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改革提供思路，还能为相关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坚实的学术依据。
核心层是指在前两个层次充分积累的基础上，提炼并建立中国音乐的美学原理、哲学观念等最深层的知识形态。值得强调的是，唯有创作、表演等艺术实践与研究理论积累到相当程度，方可顺理成章地进入最核心层面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这一顺序不容倒置。三个层次之间“基础奠定—中间连接—核心统领”的递进关系，决定了整个体系建构必须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
结 语
中国民族器乐协奏曲以其高度的综合性与文化标识性，已成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最活跃、最具显示度的前沿领域。从逻辑理路来看，该体裁在审美认同、创作探索、表演实践与传播拓展四个维度上形成了完整的动力机制；从学理启示来看，其推动了“中西关系”从“影响—接受”向“对话—生成”的重构，彰显了知识生产的系统性思维，并提供了“基础—中间—核心”三层次建构的策略参照。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绝非简单的技术调整，而是一场关乎学术权力结构与话语权的深刻变革，它既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条件，也是推动其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13]未来体系的成熟，将取决于我们能否从层出不穷的音乐创作、表演、传播等艺术实践中，持续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生长力的核心概念、审美范式和理论框架，最终完成从“实践自信”到“话语自立”的升华。
诚然，包括民乐协奏曲在内的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仍存在诸如音响协调、文化冲突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面临西方音乐教育体系的深层影响、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冲突、传统断层的修复难题以及制度惯性等方面的阻力与挑战：这些都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兼容并蓄、多元融合与文明互鉴等创作理念的指引下，历经数十载本土化发展的中国民乐协奏曲，不仅在演奏技术方面日趋成熟，更在作品内涵上体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我们有理由相信，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必将成功构建，中国当代音乐也必将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愈发显著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EB/OL].中国政府网，（2022-04-25）[2026-07-22].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25/content_5687105.htm.
[2]杨正君.本土与西方的对话传统与现代的融合——21世纪中国民族器乐协奏曲创作概观[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22（2）：68-81.
[3]冯磊.关于构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J].人民音乐，2024（12）：86-89.
[4]杨燕迪.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音乐史学相关方法论议题讨论[J].音乐研究，2024（6）：7-16.
[5]姚亚平.中国民族器乐创作的百年追求[J].音乐艺术，2019（3）：67-78.
[6]郭文景.中国民族器乐的自我拯救之路[N].中国艺术报，2014-01-13（3）.
[7]杨正君.21世纪中国民族器乐协奏曲创作的本土化特征[J].音乐研究，2024（5）：31-42.
[8]杨正君.中国当代协奏曲中中西方乐器音响音色与演奏技法的拓展方式初探[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24（2）：102-109.
[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2016-05-18）[2026-07-22].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3.htm.
[10]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EB/OL].中国政府网，（2019-05-01）[2026-07-22].https://www.gov.cn/xinwen/2019-05/01/content_5388073.htm.
[11]祝刚.重新认识文科的价值与未来[N].光明日报，2025-08-19（15）.
[1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3-06-03（1）.
[13]蒋玲.构建中国自主的学术评价知识体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12-26（10）.
杨正君 星海音乐学院
作家介绍 杨正君
李宛城/文
杨正君（1977—），青海省海东市人，星海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星海音乐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2009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作品分析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师从我国著名音乐理论家杨儒怀先生。
杨正君教授长期从事音乐作品分析、中国当代音乐创作及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之一，在中国协奏曲创作、中国音乐分析理论、岭南当代作曲家群体及其音乐创作等研究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为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研究和中国音乐分析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作出了贡献。主持完成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主要有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协奏曲创作及其本土化发展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的传统音乐结构思维研究”“中国民族器乐协奏曲创作研究（1978—2019）”、广东省重点建设学科科研能力提升项目“岭南当代作曲家群体及其音乐创作研究”、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示范课程建设）项目“中国音乐分析”等。
出版学术著作、专业教材多部，主要有《普罗科菲耶夫协奏曲创作研究》《中国协奏曲创作及其本土化发展历程》《岭南乐韵——岭南当代作曲家访谈录》等；在《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涉及中国当代音乐创作、音乐作品分析、民族音乐学，以及岭南当代作曲家群体及其音乐创作等多个领域。代表作有《21世纪中国民族器乐协奏曲创作的本土化特征》《构建中国音乐分析理论话语体系的基础要件与实现路径》《当代中国协奏曲中的传统音乐结构思维》《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的结构性变速原则》《“单章－套曲”曲式及其基本表现形式》《土族民歌特点及其区域性特征成因探析》等，并有多篇论文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重要奖项。
近年来，积极参与学术交流活动，在“《人民音乐》创刊75周年暨新时代中国音乐高质量发展学术论坛”“《音乐研究》创刊六十周年暨当代中国音乐研究专题论坛”“全国音乐分析学学术研讨会”“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分析论坛”“中国钢琴音乐百年经典回顾学术研讨会”“新时代中国歌剧音乐剧创作学术研讨会”等重要学术会议上发表专题演讲数十次；在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广西艺术学院、长沙音乐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举办学术讲座近百场。
杨正君教授还长期致力于音乐学术期刊的建设，作为《星海音乐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推动学报成为学者们推广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和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注重选题策划与栏目建设，常设“岭南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等特色专题栏目，并时刻关注学术研究前沿动态，鼓励“一带一路”音乐文化研究、区域国别音乐研究、艺术与科技融合研究、音乐跨学科研究，推动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对话与成果积累，助力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的加速构建，获得学界广泛好评。
文章来源：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26,(5):1-8+21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