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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民族器乐创作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
李尚 李兰 华音网 2026-11-20

摘要:本文对中国当代民族器乐创作的相关问题做了简要梳理,着重从民族器乐创作理念、创作实践的中国传统哲学转化以及文化传统的继承与超越等方面展开讨论,主要运用文化学、哲学、人类学相关理论和思想,分析当代民族器乐创作实践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

关键词:民族器乐创作;传统文化;文化传统;中国传统哲学

讨论音乐创作问题的思维惯性是围绕“声音”而推衍出的音乐本体形态层面的问题,音乐中有关“声音”问题的讨论从文化和知识理解的层面而言属于“技术”问题。所谓技术就是“人类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并在生产劳动中体现出来的经验和知识,也泛指其他操作方面的技巧”。器乐音乐创作作为一种艺术实践活动,或者把器乐音乐创作置于实践艺术层面来理解,则是一种声音艺术的技术实践过程。从学科归属层面来说,与器乐音乐创作和器乐表演相关的讨论属于技术层面的讨论,一般包括对器乐形制、组合、作曲、演奏水平等因素的实践过程的讨论。笔者此番归纳不一定完整,言说的目的在于笔者试图绕开“声音”层面,展开除“声音”之外的中国民族器乐创作的探讨,即从文化、哲学、审美等价值层面对当代民族器乐创作做整体性问题的讨论,或者说给当代民族器乐创作所面临的整体性问题提供一个“文化”上的解答。

一、当代中国民族器乐创作问题管窥

当今中国民族器乐的发展缺少传统音乐思维,就民族器乐创作而言,由于深受西方音乐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创作的作品中所体现出的风格上的交响性和形式上的协奏性,致使民族器乐作品成为西方艺术音乐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延伸。文化习惯决定思维习惯,文化上的差异也导致了思维习惯上的差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同样在讨论西方音乐文化和当下中国音乐创作思维时,有学者提出当今民族器乐创作应创作出具有特有的音乐语言、特有的审美风格、特有的表达方式的民乐作品,才可能显现出中国音乐特有的文化品格。不论是在思维习惯还是在语言、审美以及表达方式上,或者说在民族器乐的创作思想、理念和追求上,如何凸显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习惯、语言系统、审美惯性和表达方式,已成为当今民族器乐创作不得不重新思考或者继续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民族器乐百年来的发展中,创作者都在追求“声音”的创新,因为那些散落民间的、古老的、历史的、传统的“声音”已经不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听觉习惯,这是社会文化发展带来的审美习惯变迁的结果,然而不论审美习惯如何变迁,都不应脱离文化基础决定的审美惯性。当把音乐置于文化层面来谈论时,更多的是在吹响口号——“弘扬民族文化”。什么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具体是什么内容,对此问题,很多人并没有搞明白,尤其是在音乐创作上,追求技法创新、形式创新、形态创新已成为一种主流。在不断创新中,民族器乐创作与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审美习惯似乎离得越来越远。“音乐语言的表达范式和技法逻辑,是文化身份的意义体现与象征,是一个民族的心声,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更是一个民族其主体文化精神的体现。”民族器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创作属于文化实践活动,如何在文化传承中为中国民族音乐或者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发挥作用?有学者提出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要从自身找到理论问题,应该走创新维护传统的道路,要重新发掘民族音乐所蕴含的无可替代的文化多样性,再次证明民族音乐是当今的文化多样性世界中既能保留自身特色又能展开跨文化交流的核心文化部分。

民族器乐创作首当其冲的是在跨文化交流中树立体现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差异的标杆,故局限地从“声音”或者音乐形态上去创新是不够的。这其中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便是传承的问题,传承的问题是一个文化生态的问题。传承到底需要传承什么才能保有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传承固然不是守旧,但脱离了“旧”还能称为传承吗?因此,本文不从“声音”层面去讨论中国民族器乐创作的技术操作问题,而是试图从文化上去寻求答案,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找寻中国民族器乐创作发展的基础和力量。

二、民族器乐创作理念的文化传统浸漫

中国的作曲家包括民族器乐作曲家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笔下创作出跨越国界、具有普适性的传世之作,创作出来的“产品”(根据创作结果所带来的社会效应、经济效益以及口碑,姑且把这种创作结果称为产品)与国际接轨。这种国际接轨,笔者认为是一种审美上的接轨,或者说是适合西方人听觉惯性或符合西方文化土壤的审美习惯。包括作曲家在对民族器乐进行乐队编制时的策略考虑,也尽可能地参照西方交响乐的编制结构进行创新、改造和重新组合,使“产品”得到西方认同或国际认可,以提高作曲家本身与乐器、器乐作品的国际影响力。“西方音乐从巴洛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现代主义,既是创作思潮不断推进的反映,也是创作技艺的一次次变革。”20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器乐创作的主体追求也在经历趋同于西方音乐发展的境遇,中国文化传统的语境正在慢慢消散,或者说,中国民族器乐创作的主体忽略了自身所处的母文化圈中的文化传统。

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提出,若要讨论或者获取对文化传统的解释,须坚持从传统本身说明传统。文化传统是千百年来积淀的“历史遗存”,若要讨论文化传统,则需兼顾整个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是56个兄弟民族的集合体。由此,讨论文化传统或者求解何为文化传统,须站立在民族文化之上,即文化传统具有民族性。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庞朴则把文化传统放置于现代社会或者立足于今天来讲,即能够传到今天、传到现代的就是传统。不论是好的文化传统还是不好的文化传统,亦不论千百年来对于好与不好的标准的判定的变迁,甚至是中性的东西,流传下来的都是传统,即文化传统具有时代性。我们在讨论什么是文化传统时所需要考虑的两个因素,便是民族性与时代性。那么什么叫传统呢?传统就是各种文化类型里面的基本核心或核心精神。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时代意义的、体现民族精神的,即是文化传统或者叫文化精神。有学者对传统进行了分梳,即“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传统文化”是死的东西,“文化传统”则是人们不断创造并流传下来的东西,至今还在我们的社会中起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著名音乐史学家黄翔鹏也曾提出“传统是一条河流”,音乐文化的发展正是在历史的不断推进中,注入各个阶段的时代精神,形成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听到的音乐文化形态。

中华文化的根基是儒家文化,儒家认为历史、民族与文化是统一的。民族是文化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文化。中国人讲究“以史为鉴”“究往穷来”,求其“变”又求其“常”与“久”的精神,皆来自儒学。儒家有强烈的世间关怀,儒家的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理想不断陶冶、滋润着生命,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这也恰似当今民族器乐创作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面向,或者说与儒家提倡的“以人为本”“家国天下”之文化精神的丢失。中国现代文化大家钱穆先生认为:中西文化之别,在于中国文化重和合,西方文化重分别,以至中西文化朝着两个不同方向发展。同时他又提出中国音乐重情、西方音乐重事,中国音乐重意义、西方音乐重技巧。“技巧历时而变,技巧的传习多,历时久,则技巧不成技巧,是故必求变求新;境界情味则有高下大小深浅之别,其高者大者深者,可以历久而不变,又何求新有之。”也正是这种文化传统,使得中国音乐重情感与意境的表达和抒发,西方音乐则更重技术技巧的演绎,所以,西方音乐更关注对技术技巧的依附,而中国音乐更关注对情感、意境的依附。

三、民族器乐创作实践的中国传统哲学转化

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刘刚纪先生认为“传统的创造转化”就是在批判性地继承过去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大力进行理论的创新。“传统”一词从语义上理解,亦有前后之分,即前人传于后人。“君子造基业于前,而垂统绪于后,但能不失其正,今后也可继续而行也。”民族器乐创作需坚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展开现有的创作,其中不乏应继承和发扬的某些带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以此形成一条清晰可见的文化传统脉络,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推陈出新。民族乐器隶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思想基础,而中国古代哲学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张岱年先生认为“民族的共同心理”就是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中国民族器乐创作而言,当代中国民族器乐创作缺少一种哲学思想引领,而这种哲学思想将决定创作的文化基础和内涵,同时也是一种创作语言。就像中文异于英文一样,各自有不同的文化土壤,而文化土壤孕育出不同的表达方式和风格,中国传统哲学就是中国民族器乐的表达方式和风格。

所谓中国哲学,从流派来看,有诸子百家、儒释道、宋明理学等;从典籍来说,有经史子集与地方文献等,还有不同时空的中华各民族的哲学思潮与思想家,以及口耳相传的思想内容。浩渺如海的中国传统哲学则是千百年来古人的智慧结晶,从文化具有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来说,应结合历史与当下、民族与世界,统合中国文化思想,提炼中国传统哲学,既要理解传统中的精粹思想,也应该明白传统中的陈腐观念,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构富有当下意义的文化价值观。只有对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有所认知,才能理解传统并超越传统,这对于当下的中国民族器乐创作而言就是一种价值引领。

哲学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哲学是文化思想的核心,亦是精神文化的最高显现。音乐文化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意识形态表征,蕴含着社会文化心理,并具体体现在“人生态度、价值尺度、应答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模式、思维定式、情感方式,等等”。中国传统哲学则具体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模式、中华思维、中华态度、中华价值尺度和中华情感方式,并以此构成了中华精神文化思想的核心,亦是中国音乐及中国民族器乐音乐创作的思想核心。管建华教授曾指出,当下高等教育对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养模式则是参照或者照搬西方音乐教育的课程体系。对学习中国音乐研习中国乐器以及学习中国音乐创作的学生而言,并没有开设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相关课程,造成自我和外来音乐的“无判断的判断”或“无结果的结果”地全面接受、肯定或全面排斥、否定。不论是学习西方音乐还是学习中国音乐,相互的了解和借鉴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彼此的发展和创新。就目前的现实状况而言,不论是中国的音乐教育还是音乐创作,甚至是具有中国民族文化意象表征的民族器乐创作,都有知彼但并不够知己之嫌。在中国的大部分音乐创作中,传统文化和思想正在弱化,尤其是民族器乐的创作正处于一种文化传统的“失语”状态。

不同事物之间进行调和、互补、融合才能生成繁盛的、新的事物,对差异性、多样性的调和才是事物生生不息的前提条件,这种辩证的思维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出现,所以中国传统哲学固有崇尚多样性的思想资源。当代著名哲学家陈来认为中华文明的普遍性理想是追求多样性的和谐。而“和”的体现,在中国古人对音乐、艺术的各种描述中可以明确感知:中国古人反复地以各种乐声之“和”比喻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和谐,并成为一种普遍的追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这种辩证思想无疑给中国民族器乐创作提供了思路,认知民族音乐学理论认为音乐结构其实质是思维结构的外显,而思维结构绝大部分是文化和教育的结果。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并不拒绝外来文化,比如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而中国的佛学与印度的佛教截然不同,是因为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吸收并融合了儒家、道家的一些基本思想和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佛学;再比如二胡、琵琶、扬琴等乐器都是从异域传入中原,经过上千年与中国文化的融合,逐渐形成具有中国声音审美趣味的文化符号。可见,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创新性,而这种创新是“化异为己用”。笔者认为,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珍贵的应予以继承的财富。

四、当代民族器乐创作启思:文化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中国古人最重乐教,最了解音乐价值,音乐的价值构成了生命的意义和文化意义。中国古人阐明了音乐的外在与内在价值,抛却了封建时代的君主专制思想,音乐的“教化于民”及德性传统对当代音乐创作也仍然是一种指导。音乐产生于人,也必将作用于人。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哲学,强调天人合一,讲究实事求是,注重人生实践。以儒、道两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构建了中国文化传统,尤其在20世纪“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特别是通过社会变革的实践以及全球化影响,中国文化传统逐步形成具有新文化特色的民族精神内涵。这些具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精神内涵,可以成为我们当前民族器乐创作的一种文化表达。把这些具化了的文化传统思想运用到民族器乐创作中,这就是一种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展现,也将充分体现音乐或者传统音乐在所处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担当与文化价值。总而言之,当代民族器乐创作对文化传统的研习领悟程度,决定了创作成果与这个时代所反映的人文精神二者之间的匹配程度。

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传统到底是什么?如何遵循文化传统来指导我们的民族器乐音乐创作呢?笔者尝试提出一些文化原则,以期对当前民族器乐创作带来思考。

第一,创作观念的文化民族性凸显。所谓文化的民族性,是指反映民族精神和特性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理想人格、国民品性、伦理情趣等思想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文化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理论表征。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民族性就是民族中心主义,相反中华民族具有强烈的包容性,也不能片面地以为民族性就是民俗、习俗甚至民间的一些符号化了的文化元素。文化的民族性体现在物质和心理层面,以及物化了的心理和意识化了的物质层面,比如理论、制度、行为等,而文化的民族性就充分地体现在这三个层面之中。有学者认为,不同民族的差异性就在于文化的民族属性在社会的存在样式之中。换言之,不同的社会存在样态产生了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就是区别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民族性特征。对于中国民族器乐创作实践来说,充分挖掘中国文化中的民族性特征是其创作的根本旨归。

第二,创作实践的文化时代性掌握。文化的时代性是文化动态显现的一种方式,在这种动态显现中人类社会延续着历史的征程。由此可见,文化的时代性一定具有某种延续性,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只有充分了解各个时期的文化,才能充分理解文化具有何种时代性,这种时代性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会具有这种文化的时代性。所以,尊重历史就是尊重时代,不论时代带来什么,产生何种社会、制度的影响,必须努力应对变化,与时俱进。对于音乐创作尤其是民族器乐创作而言,时代性便是艺术化了的具体实践,也是时代精神的审美表征。

第三,创作意图的文化世界性理解。文化的世界性主要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渗透、影响和融合。在全球化时代,到处充斥着西方文化现代形态的影子,然而文化的世界性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席,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已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可以说是“文命危浅,朝不虑夕”,并且还在持续恶化。因此,充分理解文化的世界性是当代中国音乐家需要深刻剖析的文化内因。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不对等,是无法产生交流的,更谈不上融合,能够产生的只有一方被另一方同化。只有充分理解自身的文化传统,方能理解文化的世界性内涵。

当然,脱离了文化世界性的发展轨道去谈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会陷入民族的自我中心主义,必然走进文化保守主义的樊笼。因此,追求文化的世界性发展应当放眼世界,在坚定地维护民族文化利益的同时,认真学习外国文化的长处,取人之长来补己之短,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化。中国民族器乐的发展应以新时代背景为图景、以民族性本源为架构,运用多元的方式来发展,从乐器改革、音乐创作、人才培养、理论建设、传媒推动等各个方面共同努力,方能实现民族器乐创作实践的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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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李兰: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读博士,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音乐舞蹈学院教师。

文章来源:音乐教育与创作,2024,(9):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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